中国人爱锦上添花，往往胜过雪中送炭，床笫之事又另当别论。江晓原说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买性玩具，但的确知道，很多所谓的正经人是不用这些东西的。婚恋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得到有人投书，说发现丈夫藏了一件用了自慰的性玩具，为此表示震惊。

“如果人人像我这样想，也许不会太震惊。”他说。

“在中国，性爱和谐的夫妻，一般不会再去买一些情趣产品，使双方的感觉更和美欢乐。这些用具往往都是在性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买来用，起补偿作用。”江晓原称，这种现象与国外差别有多大不敢说，但肯定有差别。很多中国人认为，用这些形象颇有些点古怪的玩具，是不正经的行为。

自洪秀全在南京城中分男女大营管理士兵以来，革命对床笫之欢似乎一直持警惕态度。中国对性、对性玩具的禁锢，以上世纪后半期最为严厉。此前，性以及性游戏、性玩具，虽然不是主流文化，玩具未必公开售卖，但是一直存在。

然而，真正追究起来，历史上国人对床笫之欢从开放到保守的转折，却并非自近代革命始。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性的认知，变得像基督教禁欲主义一样，视肉欲享乐是人身上没有去除干净的东西，没有欲望是较高的道德层次，有欲望在道德上处于低等位置。流风余绪至今，如果夫妻一方有性的需求而另一方没有的话，没有欲求的一方一般不会考虑是不是生活压力太大，只是一味疾言厉色，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对方，被指斥的也不免汗下，惭愧之余投书杂志：专家先生，我老是想“这件事”，我是不是有问题呢？

江晓原的一位朋友是性教育协会的理事，常有人来咨询说配偶没有欲望，自己无法满足。医生一般建议要带配偶一起来检查，看看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心理有问题。然而，要中国的配偶双方一起来作咨询检查，若非逼不得已，实在难能。江晓原打趣说，中国人有一句说辞形容性爱是“履行夫妻义务”。“正常的性生活，男欢女爱这样愉快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强制义务”，出义务工难免流于例行程序，草草收工，玩具和花样可以不论。

对一些处于无性状态的家庭而言，性用具不能说不是一个选择。江晓原愿意以善意的心态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发现配偶藏着性玩具，另一方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她)要藏起来？可能因为他(她)觉得这可耻；也可能他不愿让配偶知道，自己丧失了对她(他)的兴趣。”

毋须讳言，不愿或者不能从配偶身上得到性爱的男女，总有一些是不愿或不能放弃家庭的。性玩具把貌合神离的人绑在一张夜夜异梦的床上，看来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快乐玩意被带到世上的初衷，却也有大朋友们不得已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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