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木头，没那么值钱时，农民可以拿回家当柴烧；值钱了，政府说，这是国家的。

　　我国民法未明确先占制度，导致所有人不明或无所有人的无主物，当发生官民争夺时，其所有权往往都指向：国家。

　　如此巨大的乌木即使是在盛产地四川也不多见：它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出土时重达60吨，动用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起吊设备才得以完整地从山沟里运出，照目前的行市，这样的体量意味着至少数百万元的财富。

　　2012年春节时，四川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农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发现了这笔“横财”露出的一小段枝桠。一个月后，吴高亮开始发掘，没想到半路杀出当地政府，夺走了乌木，称这属于国有。

　　村民：家门口挖到宝

　　2012年是吴高亮的第三个本命年，按照民间传统的说法，这一年他要么非常走运，要么非常地不走运。如坐过山车一般，两个极端，他偏偏都赶上了。

　　春节时，吴高亮陪朋友在自己田地里闲走时，发现地里伸出的一小段枝桠。枝桠发黑，有一股异香，吴和朋友粗略查看，判断枝桠只是冰山一角，地下很可能埋藏着很大的乌木。

　　乌木又称阴沉木，是楠木、红椿、麻柳等树木因自然灾害埋入淤泥中，在缺氧、高压状态下，经长达成千上万年的碳化过程形成的。因树种的不同，市场价值又有不同，以楠木属的金丝楠木最为昂贵，可达八至十万元每立方，而年代越久，保存越完好，价格也越高。

　　随后的鉴定证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正是楠木形成的。2012年2月初，吴高亮花钱请了一位民间专家，后者找来了北京的探测公司，探明地下有巨大的乌木。经专家估计，最大的那根乌木可值数百万元。

　　对吴高亮来说，发现乌木的地方，是如字面意义的“家门口”。麻柳村位于彭州山区，一条属湔江支流的河沟将村子一分为二，吴家居住在河沟右岸，承包地就是左侧的河坝地，两边直线距离不足60米，开门可望。

　　自家门口的自家地里挖点东西能有什么问题？吴高亮开始着手挖掘乌木。2012年2月8日，他雇了一台挖掘机，从中午开始挖了5个多小时，巨大的乌木仅挖出三分之二。“刚挖出来时还有香味，站在家门口都闻得到。”他回忆说。

　　可能一夜暴富的工程，一下子人尽皆知。吴高亮说，挖掘时镇上曾有人找到他，有意合伙挖乌木，但他拒绝了。事后吴高亮颇有点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从这时起，事情开始起变化。

　　当天晚上，通济镇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吴只得停了下来。

　　“我们当天是接到了群众举报，有人私采滥挖。”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高先志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接到这个情况后镇上通知了派出所。他解释说，彭州矿产丰富，盗矿者一度十分猖獗，当地政府像打黑一样在打击私采滥挖。

　　可是面对挖到一半的乌木，通济镇也拿不准它算不算矿产资源。“但是我们想它总有一个前提，它是属于国有的财产。”通济镇做出了这样一个界定，并且派出警力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吴高亮才意识到，自家门口的东西真的有可能不属于自己。

　　政府：“夹生饭也吞下去”

　　吴高亮一宿没睡好。警察表示只要他停下来不挖，后续交给镇政府处理，“就不追究私采滥挖的事了”。

　　随后几天，镇政府领导上门，反复劝说吴高亮放弃乌木，吴家则组织亲属始终阻止镇政府起出乌木。

　　相关人员告诉吴高亮，根据民法通则，地下埋藏的乌木属于国有。镇政府也愿意作出一些让步，时任通济镇党委书记杨勇向吴高亮表示，镇上将乌木挖起来，会给他申请最高奖励，他前期的投入也会补偿，甚至在以后这根乌木进博物馆展览，下面会有一个刻有他名字的牌子，让吴高亮“流芳百世”。

　　但双方屡次未能达成一致，事态一度有些失控。被请到现场做顾问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大摇其头：“吴的母亲对政府的人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都有，我们都挨了她的骂。”事态迅速升级，镇政府派出了警察、城管，还准备好了120救护车。

　　所幸，没有发生冲突。

　　2012年2月20日，从吴高亮承包地中一共起出了7根乌木，包括最长34米的那根，全部被运到了通济镇安放。

　　有意思的是，吴家的阻拦反而让镇政府下决心“保护”好乌木。同是顾问的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肖礼颖说，因为乌木长达34米，起吊方案中曾提出过锯开分段起吊，但政府反对，坚持要保持乌木完整。

　　政府通过公开比选方案，雇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起重车，这样的车成都有一台，重庆有一台，动一天的费用就是上万元。肖礼颖说，当时就是西南没这样的车，政府也会从全国其他地方找，“用政府的话来说，就是夹生饭我也要把它吞下去，我必须要把它拿起来。”

　　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高先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仅是起吊设备花了钱，为了从山沟里运出34米的乌木，沿途拆除又恢复了一些电杆，将乌木从麻柳村运到通济镇总花费接近100万。

　　“国有”并非一贯主张

　　纳乌木为国有，并不独通济镇。近几年，四川崇州、什邡、南充等地发现大型乌木后，都由当地政府收归国有。

　　然而，这并非政府的一贯主张，起码在乌木价值还未显现时，政府的身影并未出现。

　　成都乌木博物馆馆长、台商卢泓杰从上世纪90年代就从事乌木的收藏和保护。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古乌木在民间就是名贵木材，四川有俗语“家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但真正使乌木市场价值堪比珠宝的时间并不久。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人们远没有现在这么重视乌木。

　　1994年，卢泓杰曾在广汉一位老大爷家中，用蜂窝煤换来了一根乌木。“因为他是拿乌木当柴烧的，我就提出用煤和他换。”老大爷说这根乌木够烧两个月，卢泓杰于是用相应的蜂窝煤作为交换，“总共1000个，那时蜂窝煤好便宜，一个才1毛左右。”

　　那一时期，卢泓杰不仅从个人手中收购乌木，还从事发掘。有时，挖沙船发现了沉在水里的乌木，卢泓杰就把挖沙的“沙窝子”买下来。“我们就挖乌木，挖沙留给他们。”各取所需，政府从未干涉过。

　　乌木价格攀升大约始于2000年，其时卢泓杰的乌木博物馆小有所成，恰逢“中国西部论坛”在成都召开，于是卢泓杰展出了5件乌木艺术品，引发了强烈的关注。那之后，“木材”摇身一变成为“木财”，市场趋之若鹜。

　　卢泓杰回忆，2000年左右收乌木大概就每方600元，2001年就飙到2000多元，“随后一两年就4000、8000、12000这样往上翻。”现在，乌木因其树种、年代和品相而价格不一，但较低的也是每方近万元，像保存较好的楠木属乌木，价格都在每方10万左右，相比之前上涨了数十倍不止。阿里巴巴上甚至有厂家的楠木乌木开出了令人咋舌的高价：每方80万！

　　“现在的乌木市场完全是无序的。”卢泓杰说，他已绝少到地方上收购乌木，不仅因为价格高，还有摆不平的地方势力。现在，一条从产地四川到消费地京沪的产业链已经形成，而在四川一旦发现乌木出土，就会有复杂的地方势力介入，各种乱象丛生。

　　此时，政府对乌木也从不闻不问，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大型乌木被发现后，政府都会以保护姿态介入，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喻远军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近期他接受类似案件的咨询已有五六起。

　　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34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至今通济镇也没有这么高的楼。乌木运到通济后，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但对通济镇而言，“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彭州市文管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均表示，没有依据对乌木进行处置。通济镇也自忖无权对其进行处置，于是向彭州市（市委市政府）打报告，请求国有资产管理局牵头文管部门来进行下一步安置，但几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

　　首要的问题在于：乌木究竟算什么？

　　乌木形成时间大多在3000年至8000年不等，虽然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还不足以成为植物化石；同样，它也不属于矿产。所以，保护乌木并不适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各地发现乌木，一般都找文物部门去，但其实它不是文物。”张擎说，文物是指人类活动遗留下的产物，属于社会学科，乌木则是一种自然形成、正在向植物化石转化的中间产物，属于自然学科。

　　据肖礼颖介绍，上世纪90年代，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里曾加了一条：“古树名木参照文物进行保护”，但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文物保护法颁布后，明确了学科的分野，古树名木并不是文物保护范畴，同时修订的成都市地方法规就删除了这一条。

　　不过在张擎、肖礼颖等文物学者眼中，乌木包含了丰富的古生态信息，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仍应当属于国有。

　　成都市最大胆的尝试是试图制定地方法规：2004年由市文化局文物处牵头，会同专家起草了《成都市乌木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但这一办法并没有正式出台。

　　公有是个“大箩筐”

　　喻远军曾代理过几起乌木官司，代理思路采取“逆向思维”：政府主张乌木国有，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无明确规定，本着政府不应与民争利的原则，私人发现占有应为正当。2010年，喻远军为四川攀枝花的一起类似案件代理，不过他的当事人败诉了。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四川多地发生的乌木收归国有，官方援引的都是同一条款，即1987年起施行的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接受采访的国内民法学者，观点并不一致——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认为，可将乌木认定为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由“国家”取得其所有权。原因在于，其他集中处理方案都不合法理和中国法的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则认为，“埋”和“藏”都属于人为行为，乌木系自然形成，不属于埋藏物。“埋藏物指的是本来有所有人，由所有人埋藏在地下的。”

　　不过，殊途同归：乌木都会落入公有的箩筐中——

　　尹田主张乌木为有主物，应由土地所有人享有。在中国土地不为个人所有，因此乌木可属于国家或集体，但不会是吴高亮个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国表示，尽管我国法律对无主物没有明确解释，但基本包含两种情况：没有所有权人和所有权人不明，“（乌木）这个就是标准的无主物。”他还认为，“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我们国家的惯例就是这样的。”

　　正是在国家所有制的问题上磕磕碰碰，2007年物权法才得以艰难通过。（见本报2007年3月22日《中国物权立法历程：从未如此曲折从未如此坚定》）

　　“在（物权法）立法的时候我多次反对盲目地把一切无主物都处理为‘国家’取得所有权。因为这一做法常常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普遍实现的。”孙宪忠说。孟勤国举例说，像垃圾这种无主物，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主张国有。

　　物权法还回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法都明文规定的“先占”制度，即对无主物，先占者先取得所有权。

　　“先占”原则早在罗马法中即确立，源于人类古老的取得财产的自然方式，并仍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拾荒者拾荒就是为大众所认同的一种先占行为。

　　一位学者解释说，“先占”制度显然与无主物归国家所有相冲突，物权法最终没有涉及。于是，按现行法律，只要是“无主物”，都会掉入国有的箩筐。

　　回到乌木事件，可堪对比的例子就在吴高亮上游2里处：同是麻柳村的牟登良，在河沟里起出了长约1.8米的一根乌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已经运到了彭州待价而沽。

　　事实上，大量民间挖掘、买卖乌木已成经济活动常态，无主物统归国有，政府往往会陷入“抓大放小（选择性执法）”、“疏于管理”、“与民争利”的窘境，面临社会更多诘问。

　　通济镇乌木经媒体报道后，不断有人打电话意图购买，都被政府明智地拒绝。镇政府意图将乌木作为旅游景点打造，已委托四川省社科院相关专家制订方案，尚无定案。

　　平日里，巨大的乌木静静躺在未启用的镇汽车站里，大门紧锁。吴高亮只能站在门外眼巴巴地看，他关心的只剩下一个问题：政府承诺的最高奖励还算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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