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有两个条件：眼力和资金，如今国内具备这种条件的人不在少数。据专家介绍，现在已经有几类收藏者：1．做研究的。2．喜欢的，收藏家。3．手里有钱，但不太懂行的。他们往往请人帮着挑藏品。4．古玩商。5．饭店、宾馆、茶室。
市场开放对古家具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祖籍南方的收藏家周先生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讲述了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情。
周先生的藏品中有一张乌木台子，是四五百年前明代的东西。他说这是从废品站里抢回来的。
“文革”期间古旧家具属于四旧范畴，很多硬木家具都被红卫兵砸散了，硬木砸散后还有些用处，可以做乐器的零件。乐器杆、码子、筒子都用得着硬木，当时是论斤约，2块8毛6一斤，卖给乐器行。“文革”时期，乐器厂是成车成车地收这些砸烂的家具。当时的宝聚斋是北京市专门收旧家具的专营机构，院子里堆着小山一样砸烂的家具。因为对旧家具感兴趣，所以周先生经常去那看。
1972年的一天他又去了，在一堆木头里看见了一条桌子腿儿，端详了一阵，觉得应该是八仙桌的腿，抽出来一看，竟然是乌木的。当时他就吃了一惊。中国乌木很少，所以乌木家具也是极少的，于是他不吭声，继续找。接着就找到了一条大边，这时候他才发现，这不是八仙桌，是个案子。因为八仙桌长度只有一米左右，可是这条大边有1．42米长。他意识到这件东西非同寻常，赶紧找到宝聚斋的师傅问：这堆东西我可不可以挑？师傅说，挑吧，不挑明天就进乐器行了。他从早上9点一直挑到下午1点，终于把这个案子的零件都挑了出来。挑完了一约，将近100块钱。周先生当时一个月工资才46块钱，于是他四处借钱，终于把一堆“破烂”抬回了家。到家把这些零件拾掇干净了组装起来，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这一天值啊。”现在说起当年的寻宝过程周先生还是很兴奋，“我要是不去抢救出来，它就成了乐器的零件了。”
后来研究明式家具的学者到他家里来一看，第一句话就问：“你这是从哪弄来的，这东西太珍贵了。”明代的乌木家具极少，乌木一般只做小件东西，比如筷子、印盒、牌九。故宫里只有一件乌木家具，是乾隆皇帝用的桌子，长度是1．08米，而且只有四个边是乌木的。而周先生找到的这个案子，除了牙板和面子是黄花梨，腿、边全是乌木的。
“没有市场，不能买卖，很多这样的宝贝就只能做成乐器了。”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旧家具市场开放后，市场的放开使懂行的收藏者更有机会保护古旧家具了。2002年春天，有人给周先生打电话，说山西有个4．42米长、8厘米厚的铁梨嫁接案。当时有个农民已经买下来了，正准备锯了做家具。周先生知道这是很少有的，故宫里的嫁接案才3米多，他让报信人无论如何要留下来，运到北京来。运来以后发现大案子在3．8米的地方已经锯了8厘米的口子了，他赶紧出钱买了下来。
“如果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农民留着那么大的东西没用，可能早就劈了烧火了。但变成商品自由买卖，它就能保存下来，就能反映当时的历史。”
专家介绍，家具从明代保存到现在，非常困难。必须干燥、不搬动，在南方，柴木的东西就很难保留下来。但北方，像山西，留下来的东西就多一些，因为天气干燥，并且山西老房子有故楼，就是二层楼，那是留给祖先的地方，很少有人上去，所以有些柴木的东西也可以保存下来。
周先生说：“如果没有市场收购旧家具，很多东西可能就留不下来了。在山西我看到过农民把散架的黄花梨家具当柴火烧，因为硬木火力强，烧的时间长。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古物，糟蹋了好东西。我家里有好几个黄花梨的笔筒，都是从山西街上卖碗坨坨（凉粉）的小摊上淘来的，这些小摊上的盐罐或者筷子筒几乎都是明代的黄花梨笔筒，但摊主并不知道它们的价值。”
家具市场的开放同时产生了另一个社会效应———带动一批人走上了富裕之路。“老家具养活了多少人？”一位卖旧家具的店主对此十分感慨，“我没什么文化，可是现在干这一行能自食其力，我认识的很多农民成了收购商，它让这么多人从贫穷走向了富裕。”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开发，修高速路、盖房子，成片的村子拆迁，拆下来的花窗干什么用？烧火或者卖掉，哪个更合理？我觉得不够文物级别的东西，改造、使用都挺好，总比烂掉强。”
对旧家具市场的未来，部分专家并不灰心：即使是仿造，也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古旧家具变成市场，这个资源不会枯竭。当然作为文物来说，不能复制再生，但这件物品不会在世界上消失。只是从张家转到李家，而任何收藏了文物的人都不会轻易把它扔掉。只要家具还在，就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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