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统一，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无论青铜、玉器、书法、瓷器，这些艺术样式都有着强烈的功能性特点，但同样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样一个由功用向独立艺术发展的轨迹，同样也适合明式家具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明式家具是中国线条艺术发展的一支脉络。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发展轨迹，正是纯艺术与世俗相融的过程，与明式家具的打通艺术与生活的过程完全一致。这是我们在全景观艺术史上来观察明式家具的一个初步的概述。

  其实，任何线条都是形式，是抽象的结果。在审美中，没有体验还原的抽象都是空洞和死板的。为什么有的专家说，中国画关键在笔墨，在于线条。但在特定材质、语境和暗示下，这种抽象后的线条能唤起内心最深刻的情感涌动，这种涌动是莫名的熨贴和亲切，是霎那间重回故乡的温馨和被安抚的感动，是身心融入又无比空旷，急于表达却又欲说换休的饱满和怅然。这份饱满、怅然，也是一份惊叹、满足。这样在线条中的体验还原，一定是要有文化积淀的，也就是说它有它的解码系统。为什么你在明式家具前摩挲再三、栏杆拍遍，无疑是它的线条组成的空间、气韵，让人感到了难以言说的舒惬，感到惊叹，欣赏者顺利地完成了解码，进入了它的气场。在这过程中，情感和生活的体验汹涌而至，它不简单是对技术的感知，而是十分含混的感受。这样，线条艺术必然和文化有着极深刻的依存，我们所说的一件作品有书卷气，其实就是抽象和还原的审美结论。

  明式家具和明清文人结下如此深的渊源，关键的核心点，就是在这里。我们想探讨的，就是这其中的奥秘。在明清之际，工艺和文化的关系是十分深刻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谈到“吴中绝技”：“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张岱列举了当时手工艺制作之精良者，这当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家具，但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盖技也而进乎道矣”，这个判断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式家具是器，但已进乎道，这核心是人，是物与人共鸣的人。明式家具之所以能登上大雅殿堂，能成为大家共认的古典家具审美典范，这里就必须谈到明清两代的文人，即中国古典文人审美情趣。子曰：君子不器。

  (来源：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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