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会”落幕了，惟一关键词而已：大城市病。无论是表决通过的全国首部地方性防治大气污染条例，还是把城市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无论是热议中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拟议中的人口调控，还是既属玩笑亦有分量的“提头来见”，都是因大城市病而起。于是，会议也开得明白了，就是怎么才能医治大城市病。

当一个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和GDP出现不协调时，就会有不适，比如表现在交通越来越拥堵，空气越来越糟糕，资源越来越紧张。人口总是趋向不断增长的，而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并不能像人口一样线性增长，于是僧多粥少的稀缺性矛盾让城市病往往一旦爆发就很难治愈，更多地是如何缓解。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副市长陈刚提出了一些问题：到底北京要搞多大呢？经济总量多大，人口多少，用地多少，边界在哪？有没有一个门槛、极限值？

这正是北京亟须解决的问题。以往我们总是大干快上，认为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扩张就是王道。如今咂摸出些许味道，城市并不是无穷的加法，也需要适当做下减法。北京需要适合自己功能定位的产业，而不是来者不拒。北京不能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边界篱笆，但需要一个市场意义上的边界极限，超过了就不行，超过了就应该有一个价格杠杆发挥作用以实现平衡。当前，重新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土地规划、人口规模和产业规划，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考量。

因此，北京这艘大船要想顺利掉头，就要在两个方面修正航向：一是不能为了扩张而扩张，城市像摊大饼一样，产业用地规模没个标准，有项目就给，对于北京而言实在没有必要；二是不能大小通吃，甚至还要“抓大放小”。很多因历史原因而在北京核心功能区集聚的产业，要用价格杠杆使其觉得不划算。正如陈刚所言，“现在为什么能存活这些产业（小商品市场），实际上回避了很多环境成本、管理成本、基础设施成本。”北京需要让这些“小”产业的外部性成本显性化。

治理大城市病，是一个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很多“创新”其实还处在法律和政策的“禁区”，比如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逆城镇化”就被住建部赫然拒绝。而在很多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城市人口流向周边乡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其实非常普遍。这既是城市发展的规律，也是城市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自我减压的方法。对大城市人口进行调控，依靠市场准入和价格杠杆，通过控制产业规模来控制人口规模，这只是其中一个办法。赋予某种流动自由，探索农地改革的N种可能性，尊重个体的“逆城镇化”选择以及随之而来发生的人口向外集聚，未尝不是人口调控的另一种思路。改革永无止境，大城市病的治理没有制度创新是搞不成的，而制度创新若总是囿于某种成见或思维定势，也是搞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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