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4年地方债偿债高峰来临,地方政府如何负担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投资?
“什么都不缺,就缺钱。”一位西部省份地方官员21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财政和引资是两条重要出路:长远看要打开闸口引入外部资金,但目前还是更希望财政到位来激活整个投资。
在他看来,融资手段单一是融资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地方单独试验的成本太大,失败率很高。“我们很需要顶层设计和指导。”
国开行千亿信贷支持棚改
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地方政府投入巨大的资金已屡见不鲜。
20日闭幕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消息称,国家开发银行将在4月底前发放棚改项目贷款1000亿元。同时,国开行将加快住宅金融事业部组建,并拟设立城镇化发展专项基金。
这对手里拿着宏大新型城镇化设计规划的地方来说,无疑是雨露甘霖。
财政是项目启动的掣肘所在。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在前述论坛也称:“从各地反馈的情况看,地方对项目启动资金的需求十分迫切。”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实现该目标要多少钱?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在一次公开讲话上称,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据国家开发银行估算,仅在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就将达25万亿元。
“这只是显性资金,要完成这个目标,实际肯定要超过50万亿元。”上述西部省份地方官员称,在推进新一轮城镇化的同时,一些地方还有过去的许多“欠债”要还、要矫正。
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已经让很多地方过度透支未来资源。摆在地方政府面前最直接的问题是,地方债偿还高峰期的来临。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一份报告称,2014年城投债将迎来近3500亿元的兑付高峰,尤以3、4月份到期量最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高峰已然来临。
10.9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占比21.89%,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17.06%、11.58%和7.79%,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18.76%。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称,和过去相比,新型城镇化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不仅基建需要投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融资需求也大幅增加。
某中西部城市发改委相关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近年的扩张式发展已经是“勒紧裤带”在搞建设,城市改造和重点工程都是按5年规划、10年规划搞的,有些已经规划到2020年。
该官员认为,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一部分。但他也不否认,未来几年大幅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会更加吃力。
融资困境待破题
去年下半年,为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地方上演着抢滩城镇化试点的大戏。本报从接近高层人士处获悉,中央财政将主要投资在重大项目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微博]在某次会议间隙接受本报采访时称,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如果光靠财政资金来支撑城镇化进程,等于逼着政府盲目举债、寅吃卯粮,不仅不可持续,还蕴含巨大风险。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说,要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使城市政府的财力与公共服务事权相匹配;要加快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融资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
“国开行正在系统编制融资规划,做好顶层设计。”郑之杰在上述论坛上透露。
迟福林曾对本报称,如果中央政府出台的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有突破,那就是好事。其中,财税体制改革的加快就是重要一环。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微博]近期撰文表示,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是多元的。
他认为,市场投资兴趣不大的,依靠政府筹集,如地铁、地下管网建设,绝大部分回报很低,需要政府补贴主导修建、使用金融工具。
对于有投资回报的项目,要交给市场,如房地产、智慧城市的建设、低碳绿色环保产业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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