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建系统的官员辞职去房企，暗含着“权力期权化”的风险。当务之急，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首先是解决谁来“发现”官员违规，并继而启动相应追责程序。

据报道，2013年，广州市6名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职进入企业担任高管。据统计，近8年来，广州市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曾长期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

打破公务员终身制，让官员在内的公务员能进能出，本是舆论所期待的。但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官员“下海”，却引起了一些担忧和质疑。官员辞职再就业，虽是个人自由，但类似从房管局到房企的转换，却暗含着“权力期权化”的风险，存在着利益输送的嫌疑。这样的官员“华丽转身”，有可能冲击市场秩序，折损政府公信力，值得警惕。

对此，公务员法有明确规定，领导成员离职3年内，其他人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不过，“与工作业务直接相关”、“其他盈利性组织”等表述比较模糊，在现实中很难直接对应；更重要的是，相关问责条款有“虚置”之嫌。

按公务员法规定，一旦出现违规任职，由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清退人员等。但问题在于，官员一旦辞职或退休，基本脱离了原所在机关的管控，单位一般不会去调查辞职官员下落，或者就算明知下落也装糊涂。这些年官员再就业有违规嫌疑的不少，但几乎未听闻谁因此遭查处。

违规的成本为零，而带着原有的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职务影响和政府内部信息下海的回报却相当可观，这就是违反制度的冲动周而复始的根源所在。理想化的解决之道，是加速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尊重市场秩序，消减辞职官员或明或暗的影响力，使企业回归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正途，而不是追捧“转型官员”。但现实中，很难完全杜绝“转型官员”的影响，当务之急，还是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最首要的，是解决谁来“发现”官员违规，并继而启动相应追责程序。建议在政府官员退出机制上，明确“弃官从商”的报告原则。香港现在每宗首长级公务员离职后，政府就都会记录其从事外间工作的基本资料，且市民可自由查阅。我们可借鉴，要求原单位做好辞职官员的去向追踪和公开工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举报；然后，进一步细化“下海官员”的禁止条款和相应责任。如此，“下海官员”的利益输送才会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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