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全国经济形势在二季度企稳回升，地方经济半年报却未达预期。
虽然绝大部分省市的GDP增速普遍高于7.4%，但和全年预期目标相比，上半年GDP增速绝大部分没有达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发现，依赖能源和重工业的省份仍然深受经济下行压力困扰，吉林、河北和山西三省在上半年增速均不及7%，分别为6.8%、5.8%和6.1%，在各省增速中垫底，且大幅低于全年预期目标。
经济增速均未达预期
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份的地方政府交出上半年经济“答卷”：藏渝黔津青五个省份GDP增速超过10%，与去年同期全国近半省份破十相比，数量锐减。除天津外，其余增速超过10%的省份均地处西部，其中西藏上半年GDP增速领跑全国，为11.7%。
财经评论员李文海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与经济发展梯度吻合，西部地区仍然能享受到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快速提升，并且产业转移和向西开放等一系列政策也对西部省份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中国铁路总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73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中西部铁路占比达到80%以上，青海、新疆、重庆和贵州都是西部铁路建设的主战场。
贵州省上半年GDP增速达到10.8%，其中交通运输业保持较快发展，全省公路货物周转量比上年同期增长30.3%，水上货物周转量增长21.5%，民航货邮吞吐量由上年下降4.1%转为增长9.0%。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省上半年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但与其今年制定的12.5%的全年目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东部经济大省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广东、江苏及浙江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分别是8.5%、9%和8%左右，已经比上一年的9%、10%、8%以上有所下降，但上半年的困难显然还是超出预期。
上述三省上半年GDP增速分别为7.5%、8.9%和7.2%，其中浙江与其目标差距为0.8个百分点，压力最大。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本月表示，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和转型升级的阵痛，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存在各种风险隐患，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尚需付出艰苦努力。
北京和上海上半年GDP增速也没达到预期，并且低于全国增速，分别为7.2%和7.1%。但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此增速并不悲观。
他表示，北京上半年不同行业分化发展、有进有退，进退之间，推动产业结构朝着符合首都核心功能的方向转变。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有所下降，上半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6.4%，占GDP的比重同比降低0.8个百分点。
“后进生”仍在爬坡过坎
一季度，黑龙江、山西和河北GDP增速远远低于全国，从目前的经济半年报来看，这些对能源和重工业依赖较大的省份仍然面临增长的困惑。
黑龙江尚未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而山西、河北、吉林增速均跌破7%，分别为6.1%、5.8%、6.8%，虽比一季度有显著改善，但较大幅度低于全年预期目标。
今年一季度，河北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而上半年5.8%的增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年初经济的颓势，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居全国首位。河北省委研究室经济信息处调研员马建章表示，二季度的回升与工业、进出口及服务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向好有关。
上半年，山西经济增速从“5”区间爬升至“6”区间，山西省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煤炭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少有困难局面，山西出台实施一系列精准有力政策举措，全省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主要预期性指标止缓回稳，约束性指标达到序时进度。
李文海分析说，东北和华北的部分省份经济对单一行业依赖度仍然很高，政府通过投资等一系列措施可以暂时“止痛”，但是爬坡过坎过程仍然很艰难，并且还要注意以后是不是会对结构转型等产生副作用。
目前，我国整体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也呈现出明显冷热不均，传统重工业省份增速垫底，经济大省转型初见成效增速居中，中西部则仍处于快速发展期。
社科院刚刚发布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提醒，中国投资驱动和财富推动阶段的结束，不仅增加了东部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而且导致中西部地区生产、生活成本的增加，加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西部发展传统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优势被严重削弱。
该报告称，面对这种状况，应调整中西部发展战略，单纯依赖产业“雁阵模式”的思路需要改变，期望通过中西部地区高增长抵消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大，高房价和人口红利拐点到来都会削弱这些地区的工业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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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谭浩俊：经济转型 谁唱主角
谭浩俊
各地陆续发布的经济半年报显示出一种趋势，西部省份领跑全国，中部经济大省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以7%～9%左右的增速次之，而依赖于能源和重工业的省份则处于垫底位置。
经济转型，是当下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但是，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找到解题的路径。
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的首次转型，是以接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为核心，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无偿供应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政府除了给予优惠政策之外，其他方面的投入不是很多，付出也不是很大。而转型的主角则是企业。尽管此次转型吸纳的更多的是低端制造、粗放经营、房东经济，且给资源保护、环境等留下了很多隐患。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中国经济在这一轮转型发展中积累了比较厚实的物质基础。不然，完全依靠自身的积累，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的。
虽然这一轮转型中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但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却比较协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位置也摆得比较合理、比较恰当。因此，企业转型的主动性很强，转型的步伐很快。如果缺少企业的转型欲望，要想实现快速转型是不可能的，也是效率不高的。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地方政府对政绩的渴求越来越强。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增强，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也开始出现反转，在第一轮经济转型中刚刚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协调、平等的政企关系，也开始快速发生倾斜，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势，企业则变得越来越弱势。而这种强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更是达到了顶峰、突破了极限。以投资为例，政府几乎包揽了这个时期的投资权、投资话语权及投资决策权。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面对新一轮经济转型，企业似乎都还在远远地等待观望。很多企业，主观上很想积极参与到经济转型中来，但是，他们又担心会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与干扰，使企业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目标投资。
必须注意，中国经济要转型，依靠政府唱主角已经没有前途，政府投资的边际效应、社会效应等都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观念转变、思维转型，把投资的主动权完全释放给企业，把经济转型的主角也让给企业，而不要再勉强自己、勉强企业。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是会作出最精准的投资选择的，而不需要政府充当投资专家。
在中国经济转型比较好的地区之一——昆山，落户在这里的企业就表示，每过几年，就要蜕变一次，否则，就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既然企业有这样的认识和主动性，又为何要政府操那么多心呢？新一届政府反复强调要简政放权，不就是要发挥企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主动性吗？不就是为了让企业唱主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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