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古的黢黑，像堆散落的土。掉下几声咳嗽，便呼啦啦地声响飞扬。“行吗，病刚好些。”思成关切时，相机闪了一下。“还以为是什么……”徽因捂着嘴咳。一瞬光，脸庞美丽而憔悴。籍着这点光，可以看到屋顶檩条上，四散的蝙蝠跳着怪舞。这群见不得光的幽灵，把唐代木顶熏染得晦气难耐；得益蝙蝠血的滋养，上边还趴着无数只臭虫。

  五台山唐木探古幽

  “慢点儿，当心脚底。”梯下人们叮嘱着。梁思成略显吃力地端着画板，有残疾的腿微微颤着，他要将斗拱中的小木头一点一点画下来。众人围作一圈，七嘴八舌议论。“爬上去画这做什么，不嫌脏。”“兵荒马乱的，从北平跑来看寺庙……”正议论着，一小沙弥跑进东大殿南侧砖塔，递上了一块湿润的抹布。轻轻一擦，千年尘土下现出一抹木香，木梁上的唐代墨书重见天日。与殿外石经幢做个对照，确认佛光寺砖塔系建于公元857年(唐大中年间)的木构建筑！

  这是一个值得中华木作文化领域永远铭记的时刻。日本学者的傲慢顿感式微——他们曾断言：“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再也看不到唐朝及以前的木结构建筑了。”“很久了吧？”围观众人啧啧暗叹。“嗯，很久了……”梁思成、林徽因笑得那么开心。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新研究中华木结构时，发觉他们那时童真般的笑容是那么可敬。站在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巨人肩上，我们的视野才得以如此深远广阔。

  下田野学术雪国耻

  不久，《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发表，业内大震。连同此前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蓟县独乐寺，以梁、林为代表的中国学人，以其斐然的“田野调查”实绩，再次回击了日本学者的骄慢。那是1930年的一天。在朱启钤统筹下，中国营造学社举行开幕式。不料，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竟在会上表示：“完成如此大事业，其为支那国民之责任义务，固不待言。而吾日本人亦觉有参加之义务——盖有如前述，日本建筑之发展，得于支那建筑者甚多也。据鄙人所见，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

  在梦想“脱亚入欧”的日本人看来，中国人只知埋首故纸堆，不懂也不会实地调查。而梁思成、林徽因则以实际行动予以了驳斥：1932到1937年，营造学社共测绘建筑群200多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留下了一整套研究中国建筑的资料；如果没有这种努力，二十处最古的建筑、几百处公元1400年前的古建筑，都有可能遭到损毁或不复存在。后人每读至此，常为其学术雪耻之壮举而感佩赞叹。

  水无情海河毁心血

  阴云密布，噩梦不断。一份《东亚共荣协会请柬》，寄给了梁思成。发现唐木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在中华古建研究领域的旗帜性地位，引起了日人注意。为笼络人才，日方主办“东亚共荣协会”，并希望梁思成参与进来。然而，青年时便矢志爱国的梁思成、林徽因，怎能同日本人合作呢？将七年田野调查成果存于天津英租界外国银行地下室后，这对命途多舛的夫妻，便开始了颠沛流离。

  长途的迁移，车马劳顿、疾病复发。1939年1 月，梁思成、林徽因来到四川李庄。不久，天津海河发大水，城区被淹，他们藏于租界地下的测绘稿、底片惨遭浸泡。七年心血凝结，毁于一旦。林徽因不停地咳着，梁思成凄然落泪。后来，女儿梁再冰回忆道：“从来没看过父亲流泪；那次听到这批资料损失以后，他和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我父亲当时都哭起来了。”

  在李庄这五年，林徽因患有严重肺病，梁思成脊椎软组织硬化，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更是业已断绝。贫病交加的处境，并没有让他们伤心难过；但营造学社多年的研究成果被河水浸泡，这种打击于他们是与丧亲之痛无异的。身处物欲横流的21世纪，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罔顾学者尊严，身陷名利的纷争、浮躁而无法自拔？当我们为了豪宅、名车而钻营学问时，是否该想想1939年那两位先生？

  在历史的昏黄光影中，梁先生走路都吃力，林先生不停地咳着痛着，可他们颤巍巍的手，始终不停地写啊，画啊，伴着那严谨清晰的思考。为了保护饱受涂炭的中华古建，也为了后人研究有更多凭据可依，他们耗费了毕生的心力与一切。

  安陋巷梁林绝美邀

  “国难当头，我们绝不离开祖国！！”这发自学人的柔弱声音，在中华苦难史的大空间里，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国人常说，人穷但志不能穷。纵然身无一物，我们还有学人的傲骨，和那作为炎黄子孙的最后一份尊严。在李庄，梁思成、林徽因生活困窘，这让当时经历者印象深刻。好友费正清后来回忆，他1942年11月10日造访林家时，看到他们住在建筑研究所的院落里，喝井水、点油灯，生活设施之简陋，物质生活之清苦，与当时一般农民无异。

  兵灾不断，物质贫瘠。精英阶层中有多少人离开祖国，到国外继续事业、安稳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学者阶层，不少人甚至选择了放弃国籍、永居国外。就当时大环境与人性趋利避害而言，似乎也无可厚非。于是，崇尚实用的美国人，也向梁思成、林徽因发出邀请。几家学校、机构表示，欢迎他们赴美疗养。然而，夫妇俩谢绝了这份善意——如果想过安逸的生活，当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时，他们就可以开事务所赚大钱，又何必从事“费力不讨好”的古建研究呢？

  虽然家境清寒、肺疾缠身，林徽因始终充满活力，哪怕说话多了难受也不改健谈本色。梁思成则在爱妻的资料支持下笔耕不辍：1942年，撰写《中国建筑史》；1943年，又写《中国雕塑史》。生活的苦，与他们内心无干。费氏因之感触颇深，称梁思成、林徽因为“把中国文化传统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古有颜回，近有梁、林。

  护牌楼蜡炬泪终干

  病榻上的徽因，面色苍白，骨瘦如柴。昔日的光华不再；最后一缕喘息，只为揪心古建而存。“徽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思成从隔壁病房过来，颤巍巍地说。望着相伴三十年的丈夫，徽因微微点点头。而窗外，古城改建正隆隆作响；牌楼，牌楼，那些即将倒下的宝贵文物……

  20世纪50年代前期，大规模拆除古建的想法，在京城一些人中蔓延。因担心古都仅存的牌楼街被拆毁，梁思成与一位负责人发生了激烈争论。获悉对方坚持要拆除牌楼街，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后，在一次欧美同学聚会中，林徽因也同这位负责人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辩，而后病情恶化、拒绝吃药。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享年51岁。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亦坎坷非常。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他不得不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检讨。他常对人说，即使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也要死在祖国大地上。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这句诗，曾在多少人心中掀起过汹涌的波涛，又曾让多少坚守信念的学人面对历史泪流满面。 (王小刚/文)

(来源：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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