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龙现在整天都在玩朋友圈——当然，这和别人盯着手机刷朋友圈是两回事。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之后，很多像乔龙这样原来从事煤炭贸易或煤炭运输的中间商，都面临破产或已经破产。
自从煤炭物流生意做不下去之后，乔龙开始做起了资产置换，现在是内蒙古锦泰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资产置换这个行业，说白了就是以物易物的最原始商品贸易，你有一套房子，我有几辆车，觉得合适就可以互相交换。”乔解释道。信用体系破产之后，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凭借熟人关系，这些有形资产的置换成为一种新的而且可靠的交易手段。
企业家开始从煤炭行业转型到其他行业的背后，是一幅“能源金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图景。这个以鄂尔多斯、宁东、榆林为主的煤炭资源富集区，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煤炭价格下滑的大背景下，“煤炭挂帅”的发展模式遭遇瓶颈，“资源诅咒”开始显现。
如果说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的话；那么“能源金三角”经历的就是一轮超高速发展：一度20%~30%多的经济增速，人们或形容为疯狂，或称之为奇迹。
改革开放使深圳这样本不知名的沿海小渔村迅速成长为大都市；同样，本世纪初以来的煤炭价格飞涨，也使得鄂尔多斯、榆林、宁东等偏远、荒芜、贫穷、落后的地方迅速崛起，成为区域内的重要增长极。
这并非偶然，而是中国过去发展道路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21世纪初中国重化工业的狂飙突进式发展，对煤炭的需求也不会如此旺盛，这些地方也不会因此而迅速集聚起大量财富。
两年前，能源价格初现下滑苗头，一些官员和学者甚至还颇为乐观；两年后，“能源金三角”正步入“衰退时刻”：不同程度的房价下跌、人口流失、融资困难等问题，开始困扰着这一地区，以往高速发展掩盖的问题也暴露无遗。
在此形势之下，各地政府竭力探索“稳增长”和转型之道。
1“黄金时代”远去：经济增速腰斩
然而，其兴也勃，其衰也速。“能源金三角”在经历了因煤而兴的上升期之后，便如过山车一般，迅速转入因煤而衰的下降通道之中：2010年以后，鄂尔多斯经济增速跌破20%，2013年跌至两位数以下——9.6%；同样，榆林也在2013年跌破两位数至8.8%！
过去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一度在国内外广受追捧。而这种所谓的“模式”，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化工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这些高耗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大幅拉升煤炭、铁矿石等能源价格。煤炭、电力源源不断输送到东部，又催生了一大批新兴能源地区，鄂尔多斯、榆林为代表的“能源金三角地区”的崛起，则是其中的典型。
“能源金三角”地区，在地质学上又被称为鄂尔多斯盆地，范围覆盖陕甘宁蒙晋部分区域，该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占全国的1/4。
根据中国工程院“能源金三角”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的统计数据，该地区煤炭资源量1.41万亿吨，占全国25.5%，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榆林和宁东；石油资源量129亿吨，占全国14.6%；天然气资源量15.2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的29.2%。
201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宁东、鄂尔多斯、榆林现在看是个‘金三角’。这块地方整体规划、统筹考虑、有序推进，很可能成为我国十分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在国家全局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能源金三角”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负责人谢克昌表示，该地区80%的煤炭和40%的电力外输，在我国能源格局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这一地区发展优势非常明显，过去12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21倍。
的确，以鄂尔多斯为例，过去十年间经济总量从2004年的380.4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3955.9亿元，年平均增速为21.35%。从2004年到2009年，鄂尔多斯经济增速保持在20%以上，2004年最高时甚至达到31%。
鄂尔多斯的高速增长，不仅使其迅速坐上内蒙古经济的头把交椅，也成为整个内蒙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极：此后，在有关区域经济的表述中，构建“呼包鄂”经济圈的呼声越来越高。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众多盟市的高速发展，使得内蒙古自治区在过去十年来保持了16%以上的经济增速，并曾在2003年至2009年连续蝉联中国经济增速冠军。
同样的暴富神话，也发生在与鄂尔多斯紧邻的陕西榆林——它拥有煤炭资源丰富而且品质优良的神府煤田。过去十年中，这座陕北城市经济总量从138.1亿元增加到2846.75亿元，增长了20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榆林的经济增速达到23%的最高点。
“原来我们是靠吃财政补贴的，一穷二白。在关中人看来，榆林是陕西最穷的地方。”榆林市决咨委委员、榆林市委党校副教授曹汉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通过这十几年的黄金发展，榆林面貌改变了，成为陕西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极，也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
与被贴上暴富标签的鄂尔多斯、榆林相比，宁东较为独特，虽然它也是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但并未受到舆论过多关注。
“因为宁夏很早就完成了对煤矿的整合，而别的地方是没有整合或整合比较晚的，民营煤矿较多。”宁夏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段庆林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道，宁东乃至宁夏本身的经济体量就不大，而且也没有炒作房地产和煤矿。
不过，这并不代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不重要——它既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更是宁夏自治区的“一号工程”，为此宁夏不惜举全区之力来打造。
宁东本来只是银川下辖灵武市的一个小镇，能源化工基地的开发建设使其地位不断攀升，管辖权也从宁东、灵武、银川三家共管改为自治区直管，宁东基地管委会主任更是由宁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亲自兼任！
然而，其兴也勃，其衰也速。“能源金三角”在经历了因煤而兴的上升期之后，便如过山车一般，迅速转入因煤而衰的下降通道之中：2010年以后，鄂尔多斯经济增速跌破20%，2013年跌至两位数以下——9.6%；同样，榆林也在2013年跌破两位数至8.8%！
并且，这种将能源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一煤独大”的发展路径，使得这一地区在高速发展时掩盖的问题——经济结构单一、脆弱，在经济增速下行和能源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暴露无遗，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资金沉积在煤炭行业无法流转，使得一些地区社会资金链出现断裂，人人参与的民间借贷最终演化成为金融危机，信用丧失，债务无法化解，房地产价格猛跌，人口外流、资金外逃、企业融资困难……
2煤价下行冲击波：部分煤企停产与局部房价腰斩
神木新村这样的大型房产项目，房价更是遭到腰斩。在房价大幅下滑的同时，高位买房者开始不断找政府或开发商退款或补偿差价。这一现象在今年的榆林愈演愈烈，被称为“房闹”。
对于这些依靠资源拉动、投资拉动的地区来说，危机的信号最直接地反映在经济增速和投资增速上。
以鄂尔多斯为例，2010年之后经济增速降到20%以下，2013年跌破两位数，2014年上半年增速7.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速度2004年曾达到93.8%，2005年到2009年也基本保持在43.6%~53.7%之间(除去2008年为22.9%)，但从2011年开始，跌到20%以下，今年1~7月份，则降至10.7%。
榆林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2013年经济增速从两位数跌到个位数的8.8%，2014年上半年增速为7.3%；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从2004年到2011年的30.0%~44.8%区间，降到2012年的28.5%，2013年又骤降到3.2%，今年1~7月份投资速度一直持续负增长：一季度-42.4%，其后回升到-22.5%。
对于宁夏来说，危机的表现虽不如鄂尔多斯、榆林明显，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不小。2013年经济增速跌破两位数，虽然与其他地区相比波动不是很大，但今年上半年宁夏经济增速为7.4%，在西部地区排名落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从2008年以来，宁夏增速一直维持在27.1%~38.1%范围内，保持较高速度，而2014年1~7月份这一指标跌破20%。
“前几年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把能源价格拉上去了，实际上前几年GDP很大一部分有水分。”曹汉武表示，煤炭价格从60元一直涨到600多元，最高到800多元，使得经济总量和规模上去了，但质量并不高。
西安神木商会会长王文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榆林1吨煤生产成本100多元，加上税收150~160多元，而售价约170~180多元。
随着煤价的下滑，企业利润越来越低。一些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由于产供销一条龙，销路问题还不是很严重，而对于民营煤矿，尤其是在高位价格接手的煤企，由于融资成本高，受到冲击颇为严重，有的停产，有的半停产，甚至多生产一吨煤还要多赔钱。
在榆林(尤其是神木县)和鄂尔多斯，几乎全民参与的民间借贷更是放大了危机的冲击波。由于很多因煤致富的人缺乏更多的理财手段，于是资金纷纷流向民间借贷和房地产市场，煤炭环节资金链断裂引发连锁反应，房地产价格也应声下滑。
榆林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房价，由原来的均价1万元以上降到现在的六七千元；而神木新村这样的大型房产项目，房价更是遭到腰斩。在房价大幅下滑的同时，高位买房者开始不断找政府或开发商退款或补偿差价。这一现象在今年的榆林愈演愈烈，被称为“房闹”。
鄂尔多斯虽然没有出现房闹，也没有榆林房价下跌那么严重，但东胜区房价也从原来的六七千元下跌到四千多元，康巴什新区的房价则从1万元左右下跌到六七千元。
对于宁夏来说，因为宁东尚未形成城市，因此不存在炒作房地产的问题，民间借贷也很少。段庆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能源金三角”地区实际上面临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宁夏算是情况比较好的，因为它的财富本身要比那两个地方要少，而且煤矿都是国有大企业控制，少有参与炒作房地产和煤矿的。
“随着煤炭价格的下滑，水落石出，一些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段庆林认为，能源金三角地区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前几年是以资源换投资，通过配置煤炭、土地等资源来吸引企业来投资，下一步的增长动力在哪里，仍需探索。
3救赎：煤化工与产业多元化
以前银行抢着给贷款，一夜能贷到几亿元；现在是100块钱都融不到，银行躲都躲不及。
“既然卖煤能赚钱，还转型干什么。”两年前，这样的声音弥漫在“能源金三角”。
卖煤赚钱不仅是当地煤炭企业的逻辑，也是一些外地企业在该地区投资建厂时，要求配置煤炭资源所打的小算盘。
“卖煤炭是最直接的利润，卖煤能赚钱，做煤化工不赚钱，就牵扯到这个问题，宁东的煤化工量是上去了，但是利润效益没上去。”宁夏一位观察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神华宁煤当初在煤价高企的时候也是宁愿多卖煤，而不是投资煤化工。
在这种逻辑之下，煤炭行业对其他行业产生挤出效应，“一煤独大”成为产业结构的鲜明特征。然而，煤炭卖不出去的时候，资本开始逐步从煤炭行业撤离，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或者投入到其他替代产业中去，或者投入到煤化工产业中。
但是，在煤价下行时期，这一地区转型却面临诸多难题。除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问题外，银行收缩贷款，使得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民间融资破产、银行又贷不了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特别突出，政府需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银行贷款需要抵押或担保，但现在没人敢担保，政府担保又不可能，民营企业互相担保也不现实。”王文明表示，以前银行抢着给贷款，一夜能贷到几亿元；现在是100块钱都融不到，银行躲都躲不及。
为此，陕西、宁夏等地都出台了金融支持政策，但效果如何，短期还难以看到。
此外，稳定经济增长，鼓励、扶持其他产业的政策也不断出台。今年上半年，榆林出台《榆林市2014年工业稳增长十条意见》。下半年，宁夏也出台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围绕5个方面，拿出30条措施稳定经济。
对于榆林来说，转型的重点是扶持兰炭、金属镁、聚氯乙烯、汽车、轻纺等产业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产业调整转型。曹汉武则建议，对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限制产能，发展文化、旅游等其他产业。
在宁夏，这种转型更为突出。宁夏正在大力引进的纺织产业，被当做仅次于宁东基地的“二号工程”，在灵武和贺兰各布局一个生态纺织产业园，分别做羊绒纺织和棉纺织以及化工纺织。通过引进发展纺织产业，宁夏的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由原来的85:15将变为70:30，改变宁夏发展中“重的过重，轻的过轻”的问题。
此外，宁东基地作为“一号工程”，也在延伸煤化工产业链，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在宁夏的转型计划中，未来化工纺织的投产，将使得宁东煤化工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也能解决一部分煤化工和煤电产能过剩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工业增加值增长12.2%，固定资产投资中煤化工产业与电力、煤炭两大主导产业形成三分天下之势，以煤炭为原料的产业链的延伸及煤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已经取得成就。
不过，对于宁东乃至宁夏，以大企业、大项目为主的发展方式，当地一些专家，甚至部分官员都担心，这一轮的项目投资浪潮过后，如何可持续发展？
舆论关注的焦点鄂尔多斯，转型也在进行当中，而且从今年当地的铁路货运量和用电量等数据来看，经济似乎有回暖迹象。
1~7月份，鄂尔多斯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14.3%，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了3.3个百分点；同期，铁路客运量同比增长44.4%，比去年同期提高48.4个百分点。此外，1~7月份全社会累计用电量增长11%，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1.4%。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经信局局长李景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地在稳定煤炭等传统产业的同时，也在谋划多元化发展路径。除了振兴羊绒纺织业之外，东胜区还在汽车制造、新能源装备以及煤电转化方面进行转型升级，引进了奇瑞、京东方、新兴重工等项目。
而从这一地区的整体趋势看，发展煤化工成为共同的选择，而这又加剧了同质化竞争。
4艰难抉择：增产“救市”还是限产转型？
既然煤炭价格较低，这一区域应该联起手来限制产能；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承受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更难再承受煤炭减产。因此，陕西提出要保榆林这个增长极。在此思路之下，不但不限产，反而要增加产能。
除了宁东、鄂尔多斯、榆林，传统的产煤重镇石嘴山、乌海，也在加速推进能源化工转型，这加剧了煤化工的产能过剩风险。
“现在一些煤化工产品，实际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和利润降低的问题。”宁夏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段庆林表示，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需求的下降。
“现在普遍产能过剩以后，有些央企、省企也不敢上项目，包括前几年引进的有些项目都退出了。”曹汉武表示，还有些企业达成框架协议之后，就一直在观望。
“能源金三角”地区横跨陕甘宁蒙晋五省区，而宁东、鄂尔多斯、榆林三个极点也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三个不同省区，区域之间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导致各自为政。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表示，该地区存在的问题就是项目大规模盲目上马，产业同质化严重，从而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不可持续的后果，应该推动产业差异化发展。
由于能源金三角地区很多城市都与沙漠接壤，干旱缺水，生态脆弱，这种无序的同质化竞争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废渣、废水、粉尘的排放增加，以及煤炭采空区灾害频发，还带来环境的严重破坏。
而在中国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减排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也导致地方的发展受到限制。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表示，宁夏把大量煤炭资源转化为二次能源送到东部，排放也算在宁夏，这使得国家发改委给宁夏的“路条”明显减少。
李建华呼吁，国家应当协调解决一些问题，现在金三角的区域分割将大大影响整体开发，如果各个省区市画地为牢，能源金三角的发展将大大受限，这需要国家在能源战略上做更多协调。
中国工程院“能源金三角”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也提出一体化发展建议，提议设立“能源金三角”综合改革试验区，并设立国家级发展协调机构，主要负责人由国家级领导担任，并制定出台国家级指导意见；由此推动资源管理一体化，推进水、土地、大气污染治理改革，以及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通过积探索跨区域、多能源、多领域超大型能源基地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新机制，有效解决能源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全国能源改革和发展积累经验。
不过，虽然地方和专家对于“能源金三角”指导意见或规划期待已久，但这几年一直未见动静，由国家级出面协调该区域发展在短期内还不现实。
曹汉武认为，既然煤炭价格较低，这一区域应该联起手来限制产能，够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就行，不能再大规模生产，这种虚高的产能实际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贡献不大。
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承受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更难再承受煤炭减产。因此，陕西提出要保榆林这个增长极，在这一思路之下，不但不限产，反而要增加产能——榆林市今年计划生产原煤3.75亿吨，已经接近其产能极限。
从风光无限走到低谷，能源金三角地区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到底是短期的“救市”还是长期的转型，两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所走路径都不一样。在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的大背景下，“救市”还是转型的抉择，不仅横亘在“能源金三角”地区，也摆在中国其他能源地区面前，并被倒逼着开始逐渐付诸实践。而能否摆脱“资源诅咒”的怪圈，仍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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