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推进市政债试点，通过“阳光融资”，减少地方政府对“影子银行”体系的依赖，缓解信贷市场的压力。”
这是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近日撰文谈“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时提到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南美国家，市政债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与当前地方政府普遍依赖的融资平台相比，市政债需要详尽地披露信息，面临较强的市场约束。
此前还有央行人士透露，市政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目前主要是在一些技术细节上还需充分论证。
在撰文中，周学东重点谈了要辩证看待融资难融资贵。他认为，“融资难、融资贵”是一种现象，但不是问题的本质。在不同的国家，“融资难、融资贵”都会出现，只是程度不同。在目前转轨条件下的中国，这一问题显得比较突出。
过大融资需求无法满足
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一定与货币供应总量有关。供求关系是一组最重要的关系。可以说，扩大货币供应总量，必然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是，如果循着这样的思路下去，引发恶性通胀是迟早的事。
在中国多年持续“投资饥渴”背景下，目前信贷总量已达历史高位。
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五年情况看，2009年全国信贷增量达到近10万亿元，随后几年也基本在8万～9万亿元之间，2013年末全国本外币贷款总量已经达到76.6万亿元，与当年GDP的比例为134.6%，而2013年末M2更是达到110万亿元。在当前M2已处于历史高位的情况下，为防范通货膨胀，货币总量显然难以也不宜继续大幅扩张。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货币政策开始回归常态，自2011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M2增速已从2009年27.7%高位，回落至2013年的13.6%。
周学东认为，尽管货币政策已回归常态，但因投资率并未下降，投资继续居于高位，过大的融资需求势必无法满足，仍然成为“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诱因。
从企业角度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具有阶段性特点。一部分企业认为，“融资难、融资贵”源于近年来企业自身经营压力加大，特别是高杠杆率和过度负债问题，而且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愈加突显。
“从目前情况看，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宏观性的问题。”周学东称，2014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4%，较2013年全年下滑0.8个百分点。因此企业对融资成本的波动更为敏感，资金成本的承受能力下降，从企业的感受看就直接表现为“融资贵”。
抑制“资金饥渴”
在周学东看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是找准原因。否则，很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必须狠下决心，从‘根’上寻求治本之策。”
在署名文章中，周学东提出了三个基本的破题思路。
“第一，控制资金需求，抑制‘资金饥渴’。”周学东认为，首先，重点是控制地方投资规模和负债规模，总体上防范投资“过热”。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必须“硬化”预算约束，设定限额，防控过度融资的风险。其次，尽快推进市政债试点，通过“阳光融资”，减少地方政府对“影子银行”体系的依赖，缓解信贷市场的压力。
周学东还认为，应该加快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用改革的办法，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表象下的体制、机制问题。
在这方面，需要推进的改革比较多。例如，关于直接融资问题，涉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尤其是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修复，以及各类债务融资市场和融资工具拓展。再例如，关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发展小型民营金融机构、提高信贷市场竞争性问题，这还涉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也很迫切。此外，关于政策性金融问题，也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制度措施。
周学东提到的第三点是，继续完善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政策。
近年来，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小微企业、“三农”发展的政策，包括财政、金融的具体措施，对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人民银行角度看，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具有显著的引导作用。今年央行两次定向降准，仅江苏就共释放190亿元资金，有效增加了中小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8月份，人民银行又在全国增加再贴现额度120亿元，全部用于支持“三农”服务和小微企业。”周学东建议，由于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具有价格引导等特点，应当进一步扩大规模，更加有效发挥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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