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产粮大县走访，一个个现代农业园区非常壮观，当地领导兴致勃勃：“大公司运作，规模化经营，1斤有机大米能卖到40元!”问起村里的农民，他们却不买账。农民抱怨，一亩地就几百元租金，公司赚再多，也跟农民没关系。再说打工，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上万亩用不上20人，这么多人哪能都去呀?(11月30日《人民日报》)

　　“现代农业园区”的溢美之词属于“正面宣传”。回头一问群众，就露馅了，现代农业搞得再红火，和农民到底有啥关系?而当地领导所说的“农民拿着地租，还能去园区上班，相当于挣了两份钱”，原来并没有兑现。听信一面之词，有时真的会“害死人”的。

　　土地流转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脱离国情农情。然而政府权力几乎无所不能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同样变得简单起来。土地流转简单化的整村推进，再次显现出行政命令的无比威力。而这种倚仗绝对权力满足规模、效率的行政模式，如果被各地竞相效仿，刮起风来，“大跃进”就难以避免。党报点评说，政府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这个道理官员们心里应该明白得很。只是，明白归明白，该强迫命令，该瞎指挥，却还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主要问题在于，他们拥有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一天不受制约，权力者就不会自甘寂寞。

　　政府不能越位，市场的要归于市场，这些道理已经讲了至少有十几年。现代农业，首先应该是市场化的农业合作，特别是收益分配的问题上，更要讲求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一旦取代市场，则合作的规则与分配机制必然都是扭曲的。说起效益，领导兴致勃勃;然而这“效益”中有多少是市场带来的，有多少是政府强迫农民让渡的，有人算过没有?日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土地流转要以农民为主体，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实际上，这种原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而只要地方政府手中的绝对权力依旧，政府强推土地流转的手段和方式就绝不是问题。结果就是，一方面，从表面上、宣传上看到的是“壮观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大公司运作，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伪市场化农业妨碍真正的市场化农业发展，政府有了政绩，公司有了效益，而农民成了被忽略的大多数。建起现代农业园区的同时，也埋下了矛盾隐患。那么，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解决农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跟官员们讲“不能”这样、“不应”那样，道理上非常正确，但效果上极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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