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原

　　河南南阳市竟然有“艾滋病拆迁队”！他们利用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骚扰被拆迁对象，以获得“立竿见影”的动员效果。在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称已经介入调查并将处理拆迁队组织者。然而，记者暗访明访得到的细节，实在触目惊心：原来艾滋病拆迁在某些地方早就司空见惯，甚至有公安私下里透露，十年前就接触到讨债公司和拆迁公司雇佣艾滋病患者的情况；如今，艾滋病拆迁队不仅活跃在河南南阳，甚至已经“被带往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讨债”。

　　为什么有人会雇佣艾滋病人干“脏活”，艾滋病拆迁队的“威慑力”何来，不就是以使别人感染艾滋病为威胁吗？在我国法律中，无论是拆迁还是讨债，均不允许使用威胁、暴力等手段，艾滋病拆迁队实际上就是一种犯法行为，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怎么没有人管呢？公安人员表示，这事的确不好办，抓他们没有关押条件，送医院他们求之不得。那么仅仅是不好办吗？就在南阳市，居民张振铎向民警揭发了艾滋病拆迁队后，家中连续遭到钢弹枪袭击，在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后，他两次报案均未获立案。

　　“艾滋病拆迁队”无疑是一条丑陋的新闻，用当地官员的话来说，是“利用弱势群体对付公民，与地痞流氓行为无二”。可是，这种丑陋为何长时间肆虐，甚至猖狂到报复举报人？难道没有一点外部因素吗？当邪恶与丑陋气焰嚣张，往往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正义与正气已经萎靡。这样一个环境下的问题，还不只是惩恶扬善的机制朽坏，更是社会自治和自愈的机制失灵。对非法献血等历史问题遗留的艾滋病人，缺乏足够的保障与扶持，让他们处于只能靠自救，难以抵挡违法获利诱惑的境地。他们既受到社会歧视的迫害，又在利用和助长这种歧视。这样的恶性循环，难道不是地方治理者的巨大悲哀？

　　“艾滋病拆迁队”是社会的伤痕，更是对治理者只顾GDP不顾民生惨痛的控诉，所以，要问责的何止是拆迁队的组织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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