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内大街93号院的坍塌使北京四合院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浮出水面，原本最能代表北京特色的四合院不幸变味了，不少已沦为富豪们挖地洞、办会所、盖违建的场所。
原本住在院子里的北京居民去哪里了？这些院子又是如何落到了富商手中？离开传承了几代的祖产，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多户家庭共同居住的大院，德内大街93号院据说就是被中介“半骗半买”弄走的。记者了解到，一些房产中介公司会熟练运用种种“战略战术”，如分别策反，各个击破，内外夹击等，老院子的收购和出售通常会以一场家庭大战告终。
老北京人带着破碎的亲情，最终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胡同，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糟蹋四合院的外地富豪。
年轻一辈
成“策反”突破口
“仔细想起来，所有事情的起点就是我媳妇接的一个电话，房产公司游说我们卖自己家的平房。”今年35岁的刘军(化名)世代居住在东四一条胡同的大院里。一年前卖掉祖宅后，一家人在大兴买了一套三居，住上盼望已久的楼房，可是经过3年的“家族战争”，心中的悲喜已难以说清。
刘军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两张老房子的照片，一张是从钟楼向下俯瞰，他的家就在一片灰色的屋顶中，屋顶上有雪白的鸽影掠过；一张是院子破旧的大红门，这门据说当时已经用了70多年。“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爸用他的老相机拍的，我翻拍了存起来。”刘军的语气中有种眷恋不舍。
“我家不算标准四合院，只有三面房子，院子一共180多平方米，是我家太爷当初花400块大洋置下的产业，可是传了几代之后，已经破旧不堪。”刘军告诉记者，卖之前这个院子一共住了三户十几口人，都是亲戚。“太爷把这个院子传给了三个儿子，我家是三爷这一脉的，其他两家是大爷和二爷那一脉上的，院里五六个孩子都是一起长起来的，互称兄弟姐妹，感情很好。”
房产公司锲而不舍地打来电话游说，前后打了十多个，刘军媳妇的心思开始活动了。公司的人对她说，这个地区很快就要划成文保区，不会拆迁了，现在正是出售的好时机，这个地段的平房按照建筑面积大约每平方米6万到8万元，要是整院出售价格会更高，估价超过1000万元。
“我俩的工资买不起房，从她嫁过来就盼拆迁，盼了快10年了，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着孩子就要上小学了，还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一家五口人住的两间北房才20多平方米。”刘军非常理解媳妇的焦虑。卖房的突破口终于从刘军和妻子的身上打开了。
突然“圈地”
引发院里兄弟反目
刘军和媳妇正在考虑怎么和父母谈卖房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开口，院子里就出事了。几乎一夜之间，忽然堆起了一道碎砖搭起的矮墙，“墙是我表哥搭的，这么一来，原本三家公用的院子被他圈走了一半，他把自己家弄成了一个院中院，院子里唯一的石榴树也被他圈到自家去了。”
其他两家自然不干，找他家理论，“表哥说是家里老人生病怕吵，院子人来人往太乱，所以圈个小院子清静点。”说来说去就是死活不拆，“为了这事，两家的孩子差点打起来，还是我死命给劝开了。”刘军觉得事有蹊跷，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又是那家房产公司搞的鬼。
“我表哥应该是比我们更早就被房产公司游说了。他们(房产公司)这叫做分头出击，各个击破。公司跟他说，即使不能整院一起卖，院子大的卖价就高，院中院也比几间房卖价高不少。表哥早就动了卖房的心思，决定先下手为强。”房产公司还支招，如果能去办下一个单独的地址牌号，弄成一个独院，价值会翻倍，“难度很大，最后我表哥没申请成，还懊悔了好久。”
这堵丑陋的围墙给一院子的人心里添了堵，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亲戚加邻居，都觉得有了隔阂。“慢慢的事情包不住了，老人也都知道了我们小辈想卖房的事情，开门互相吵，关门家里吵，那一阵院里的火药味特别重。”
孙子一句
“想住楼”让老人心软了
这场大战居然持续了三年。
不出所料，刘军父母一听孩子要卖房立马摆出“死也不走”的架势。“我都不知道挨了多少顿骂，什么缺德败家，都听麻木了，最厉害的一次我妈连着俩月没和我说一句话，见着我就给一个白眼。”
刘军表哥家闹得就更厉害了，即使隔着围墙，也常常能听到摔锅砸盆的声音。另外一家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据说也在“暗战”。热战冷战持续了一年多。这中间，警车来过一次，是表哥一家吵得太凶，老人报了警；救护车来过一次，是刘军妈妈气得高血压发作送去急救。
“就在我动摇的时候，房产公司的电话又来了，说这个地段的房子又升值了，一平方米卖到8万到10万元了，不卖就真的没机会了。”刘军咬咬牙，继续和父母艰难地谈判，“如果现在不走，我可能一辈子走不了了，儿子长大以后怎么办？难道还要和我们挤在这个破房子里？”
表哥的父母最先妥协了，因为实在和孩子折腾不起了。他们把自家的三间东房卖了，连带自己圈起的小院，原本四四方方的院子就像被咬了一口，变得残缺不全，至于卖了多少钱，刘军不知道，房产公司当然不会告诉他真话。
半年后，刘军父母终于同意卖房了。“最后还是孙子求他们管用，孙子老说想住楼，老两口最后抹着眼泪答应了。”
对簿公堂
一大家子只能闹掰了
刘军签卖房合同前，又出了状况，一大波亲戚忽然找上门来。“我表哥一卖房，消息就传出去了，结果我大爷这一脉的其他孩子都来了，说这几间房是太爷传给大爷的。虽然是我们家住着，但是其他孩子也应该有继承权，卖房的钱也有他们一份。”
作为小辈，刘军不清楚房子当时怎么分配的，连刘军的父母也说不明白。面对兴师问罪的大爷大叔们，刘军束手无策。这时，房产公司又给他支招了，建议他们这些亲戚一起到法院析产。
“没别的办法了，最后亲戚们还是上了法院。”老北京人最要脸面，这么一闹，大家算是把脸撕破了，“为了这么几间房子，一大家子人闹掰了，官司打了一年，因为他们没有遗嘱这些文字证据，房子判定还是归我家了。”自然，亲戚都基本断了来往。前后3年的煎熬，刘军终于卖了老房子，钱也就刚够在五环外买个100平方米的三居。
院子里只剩最后一家还在坚守。“房产公司把我们两家的房子收了之后，立刻开始改造翻建，三间北房其中两间是我家的，一间是他家的，用的是一根大梁，要拆只能一起拆。房产公司这边一拆，他家就成危房了。”找房管所，找派出所，这事没人能管，因为人家拆的是自己的房子，最后，房产公司威胁要锯大梁，这家只好签了卖房合同。
就这样，曾经开满石榴花的大院彻底成了回忆，“连回都回不去了。我只知道能出得起价钱的不会是普通老百姓。”有时候偶尔路过那个胡同，刘军看着紧闭的崭新的红色院门，心中仍然五味杂陈，“要说房产公司的招数损呢！他们利用了大院里的各种矛盾、亲情和利益的冲突、两代人的观念差别，最终都敌不过房子。”一名老街坊感慨，“我们老一辈不想走，搁谁想走？老祖宗的产业，住这就是一份儿念想。年轻人想住好一点儿，有错吗？也没错。错就错在我们太穷了。”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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