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医学世家，弃医从商，成为一代商业巨子。做慈善，他期待像医生那样，助力社会改良。

　　“不是说一笔钱捐出去就完了，我希望它们能很好地运营下去。”香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说。

　　在与《中国慈善家》记者见面前，他刚刚和他的同事谈及请专家对逾百所“世茂爱心医院”进行评估一事。这些医院由世茂集团捐赠1亿元，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西部地区贫困乡镇陆续捐建。

　　“评估现在这些医院最缺的是什么，缺什么设备，缺哪一类人才，我们怎么再去捐助，怎么去培训人才。”

　　同事递给他一本很厚的计划书，内容关于如何给香港“新家园协会”的会员提供更多福利。该协会由许荣茂联合香港工商界人士于2010年成立，为内地赴港新移民及少数族裔人士提供生活、培训、工作、助学一条龙服务，助其更快融入香港社会。

　　慈善，在64岁的许荣茂那里，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时间。

　　许荣茂生于中医家庭，早年曾学医。他擅长“诊脉”，诊社会与经济发展之脉，因其下手精准，世茂集团得以扶摇直上；做慈善，他观腠理见肠胃之疾，看得远，做得深，更倾向于治本。

　　“医者”许荣茂，有“术”，术中见“道”。

　　新生之啼

　　2011年，许荣茂来到大凉山。山路崎岖泥泞，三四个小时，一路颠簸。他是来“行医”的。

　　大凉山位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内，自古便是通往边陲的要道，自上世纪90年代起，毒品经铁路成昆线入侵此地，即便这里有“可通神鬼”的彝族“毕摩”，那些通灵长者还是无力让这座贫困落后的大山免遭毒害。大凉山染上了艾滋顽疾。根据凉山州政府的公开数据，1995年凉山地区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截至2010年底，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万多例，艾滋病致孤儿童超过6000人，除了毒品注射，性传播及母婴传染也是重要传染渠道。

　　新生的啼哭往往代表希望，在大凉山那些被毒魔纠缠的家庭中，婴啼更可能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他们大多会成为孤儿，或因艾滋病的母婴传播而死去，即便幸存，也会有很多孩子四处游荡，终被毒魔虏获。

　　10年前，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黄孟复向许荣茂提及大凉山的情况，许荣茂受到触动。2005年4月，全国工商联包括许荣茂在内的20余名企业家联合发起“中华红丝带基金”(简称“红丝带基金”)，推动艾滋病防治事业。黄孟复任名誉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任理事长，许荣茂任执行理事长。

　　在大凉山腹地四川昭觉县，许荣茂遇到了彝族妇女阿莫。阿莫二十多岁，背上有襁褓婴儿，腹中还有另一条将要承受不公的生命。将艾滋病传染给她的，是站在她一旁的“瘾君子”丈夫。

　　“他们不觉得得了艾滋病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艾滋病有潜伏期，而且有的潜伏长达十几年，所以他们觉得它就是一个慢性病。”许荣茂说。

　　“许先生把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国家的政策也去跟阿莫讲，把我们支持项目、服务内容也跟她讲，她也听不懂，需要当地的人去翻译成彝语。”红丝带基金专职副秘书长叶大伟说。

　　许荣茂再三叮嘱阿莫，一定要加入红丝带基金的“母婴阻断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一发现母亲是艾滋病感染者，就一定要说服她到医院去分娩，不能土法接生，而且一定要用我们提供的奶粉，不能再用母乳喂养”。第二年，许荣茂再一次探访大凉山，他找到阿莫。“她背上背了一个，手里抱了一个，很高兴，说两个孩子都健康，都没有被传染。”许荣茂很开心。“如果她不是听我们的母婴阻断计划，很有可能就把孩子传染到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为能治本，许荣茂推动红丝带基金在大凉山设立村卫生室，如今已有53所。红丝带基金还在当地培训妇幼保健员和乡村医生，走村入户为艾滋病家庭提供服务。

　　叶大伟介绍，十年来，红丝带基金的项目已广涉全国各地，在新疆伊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对120所村卫生室进行了配套升级。自2011年“母婴阻断计划”开展以来，“母婴健康包”已发放了53万份，范围覆盖除黑龙江和西藏的所有省份和地区。而对红丝带基金来说，更多的工作是宣传，“艾滋病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一旦被传染，治疗是很困难的。”因此，每年红丝带基金都会组织100所大学的大学生和世茂集团的志愿者团队，到城市的工地、工厂、车间里去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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