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去日本买个马桶盖》一文，据说在微信上引起了疯狂转发。文章以中国游客到日本扫货、千里迢迢背回来马桶盖、电饭煲等物什的故事，说了一个并不新鲜的观点：相比日本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多年来只有量的膨胀，只是低质价廉的代名词，因此难逃被新兴的中产、新富阶层抛弃的命运。
口袋决定脑袋，消费者选择用脚投票是市场规律中的铁律。当然，有些从业人士对吴晓波的文章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从免税店看到同事们竞购马桶盖，分析到中国制造的衰落、看到中国技术的落后、看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衰退。正面看，是居安思危。换一个侧面看，则是哗众取宠。也有人说“吴晓波担忧对了对象，却担忧错了方向”。
无论马桶盖风波以怎样的口水仗结束，不可否认的是吴晓波无意中掀起的是关于中国制造何处去这个当下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要神化日本匠人
时代周报特约评论员 余岭
文章的大范围传播，说明吴晓波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但也有不少愤愤不平者为中国制造鸣冤叫屈。其实这种试图拨乱反正的观点也不鲜见，最近几年有一个叫杜建国的所谓“独立学者”（没错儿，就是2012年抗议世行行长佐利克的那位），引证各种例子来说明中国制造业已经崛起、中国制造业“唱不衰”等等。
在我看来，吴晓波的那篇文章除了行文比较随意之外，就描述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本人在几个月前，就曾经从大阪背回来一个象印电饭煲，确实好用）。不严谨的地方包括，他说这是“日本制造”的一次小规模逆袭，我想了半天实在不明白“逆袭”一词从何而来。至于说“一代制造业者实已踏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那确实是耸人听闻了；说“中国制造”所获得的成就，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就其核心武器只有一项，那便是成本优势，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事实上，要判断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并不困难，已经有无数的研究文献和报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如何去借鉴德美日等国支撑其强大制造业的制度要素。并且，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要超越传统制造业去看国际竞争力问题。
中国制造不再等于质量差
当看到最近几年，国外的一些咨询、研究机构的报告，乃至国际传媒的一些报道，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图景。
以媒体为例，2015年1月，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做了一期《深圳：中国硅谷？》的封面报道，称深圳已从“山寨之都”变身为“硬件天堂”。而一年之前，2014年年初，英国的The Economist杂志（《经济学人》）在特别报道《寒武纪》（A Cambrian Moment）中，将深圳称为全球电子产业的首都（the world capital of electronics），“这种‘寒武纪式’的大爆发出现在了新型电子设备上，而上一次它发生在美国硅谷的软件业。”
在咨询机构方面，毕马威在2014年10月发布《2014年全球科技创新调研》 。调研发现，中、美两国仍然是最有潜力推动科技突破的国家。在76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行业管理层中，接近四分之一 (24%) 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为最有潜力的国家，与2013年相同；选择美国的受访者则由2013年的37%减至今年的30%。毕马威的一位合伙人指出：“中国制造商的工业生产模式正经历着蜕变，由 ‘中国制造’ 演变为‘于中国为中国市场创造’。”
2013年1月，德勤有限公司全球制造业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在当前以及未来五年均位居榜首。在这项指数中，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不仅仅是制造成本，还包括人才驱动的创新，经济、贸易、金融与税务体系，供应商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本地市场吸引力，医疗保健体系，以及政府对制造业的投资等。
自2004年起至今，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每年对全球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500余名企业高管展开调查，在其发布的《2014年最具创新力企业：寻求突破性创新之道》的最新报告中，揭晓了2014年度全球企业高管眼中最具创新力的50强企业榜单，除了苹果、三星、谷歌、微软和IBM等“大牌”之外，也有中国的四家企业榜上有名，分别是联想集团、小米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韩国产业经济贸易协会于2014年发布的报告预测，中国生产企业将会在未来五年里在造船、石化、钢铁和纺织等领域赶上甚至超越韩国竞争对手。该协会还指出，在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中国将在两年内全面超越韩国。
复旦大学教授殷醒民在2009年发表一篇题为《21世纪初中美制造能力差距缩小的证据》的论文，对1998—2005年中美两国制造业内部结构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中美制造能力差距在这七年间缩小的幅度是惊人的，即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为美国的13%提高到52%，到2007年则进一步上升到76%。其次，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数增加了50%，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力增加数超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美国制造业则经历了劳动力人数的减少。此外，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78倍，远高于美国49.5%。显然，中国制造能力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意味着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使世界工业实力重排座次。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钢对入世十年后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一项实证分析，他认为：加入WTO十年以来，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程度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增强是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
差距依然明显，关键在制度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德美日制造业的差距尽管在缩小，但却依然是现实的存在。殷醒民坦言，无论从制造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 ，还是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是远低于美国的，这其中也包括了纺织和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已经是高度的“资本”化了，高劳动生产率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2014年3月，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院士徐匡迪曾表示，中国制造业规模迅速攀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仍然大而不强。中国制造业的主要问题是，核心技术对外的依存度高，制造业规模的增速缓于规模的增速，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整体水平不高，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环境污染严重，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
据徐匡迪介绍，中国工程院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采取四个指标来评测，一是瑞士管理学院的指标；二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三是联合国工业发展指数的工业竞争力指数；四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的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指标。根据四项指标测算所得的从1946–2012年制造业综合竞争力综合指数趋势看，中国目前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接近80，但美国接近160，日本是120，德国是115，中国仍远远地落在后面。大概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才能达到美国、德国、日本工业化中期的水平，即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
有些人把制造业的技术差距归结于“民族性”、文化的差异。但在很多明治时期的在日外国人的记叙中，说日本人懒散、无纪律的记录大量存在。事实上，根源在于组织制度安排。
二战后，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日本制造业在管理上进行了持续的创新，大众主义质量管理、零缺陷运动、丰田精益生产，等等。更关键的是，在组织制度上形成了主力银行和交叉持股的金融体制，银行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给日本企业创造出极端稳定的环境，只要一心一意拓展市场份额、推出新产品。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也很稳固。在日本企业内部，则实施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这种制度安排允诺成员最低生存标准，隔断成员在体制外的生存空间，使得组织成员可以放弃一切为争取兜底而为组织服务。正是这些制度塑造了战后的日本社会风气，即“在一个稳定的生产条件下兢兢业业生产优良品质的产品”，进而塑造了日本人的严谨刻板的品格，是这些人在企业或制造业第一线，改变并塑造了日本制造业的性格。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不过，我们不必神话日本“工艺”，也不可能盲目照搬日本或其他制造强国的生产流程或组织制度。首先是能否学得来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不可能形成类似日本这样的企业制度，不适合“匠人”的培养和生存。
事实上，与中国的迅猛赶超相比，日本的制造业却是在走向衰弱。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制造业的黄金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现如今日本制造业产品“品质过剩”已经成为了削弱其竞争力的弊端。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促使产品更新换代极快，高品质商品也许还不如品质略低、价格低廉的商品来得划算。“品质过剩原先是日本制造业崛起的开端，现在又成了其衰亡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制造业正面临着技术共享的机遇，新的技术创新可以很快被模仿，产品的差异正在消失，技术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因此，技术引进（外来技术）和技术创新（自主技术）之间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数字时代是高速传播、高速复制，匠人的时代或已远去。
这些，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制造业思维，来看待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
德勤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智能制造”将成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核心。未来五到十年，智能应用将在中国从制造业扩展到仓储物流、清洁能源、物联网、医疗保健、文化休闲等更加广泛的领域。
2015年1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最新报告《移动革命：移动技术带来万亿美元影响》。报告对在美国、德国、韩国、中国、巴西和印度六国消费者展开调研，指出移动技术对消费者、中小企业和全球经济具有深远影响；移动技术对中国GDP贡献率为3.7％，在六国之中位列第二（韩国11％居第一，美国3.2％列第三）；中国是目前除了美国和韩国外，最大的移动技术开发者的发源地；在新兴市场中，中国在利用移动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高价值领域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如设备空间（联想和小米）以及电信设备制造（华为和中兴）。
说到底，制度可能成为中国制造业赶超的一个瓶颈。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强调了包容性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创造性的破坏”能带来革命性的新生产技术，但这只能在包容性制度下才有办法被孕育。如果中国不能建立包容性的制度，就只能山寨既有的技术。
因此，与其争论马桶盖和电饭煲哪家强，还不如认真想一想，技术创新与超越到底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
口水里的是与非
时周特约记者 李可飞 发自佛山
最近，“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在微信朋友圈里疯狂刷屏，此文在卫浴圈中引起了热议，国内知名卫浴品牌恒洁卫浴董事长谢伟藩在公开场合表态，吴晓波先生对中国卫浴行业的发展不熟悉。
从业多年，据我所知，实际上，国内卫浴企业从1997年前后开始研发智能卫浴，浙江企业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智能卫浴领域，主攻智能盖板，在国外产品的基础上仿创，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核心。浙江维卫卫浴甚至在1995年已经成功开发出国内第一台智能便盖，2003年历史性成功研发了国内第一台一体化多功能智能马桶。
经过近20年发酵，国内几大卫浴产区，广东、福建、浙江和河北，生产智能马桶或研发智能马桶配件的企业超过百家，有自主研发的、有和浙江企业合作的、也有引进韩国或日本技术的。然而遗憾的是，国内智能卫浴市场上唱主角的依然是国外品牌，日本TOTO卫浴和美国科勒卫浴一款智能马桶售价几万元，不少人抢着买，国内知名卫浴品牌标价7000元的智能马桶，消费者却嫌贵。
加热，杀菌、喷洗、风干等智能马桶的基本功能，国内研发的智能马桶早已具备，甚至延伸了诸如除臭、照明和音乐等功能，外观也越来越时尚化。为什么在近20年后的今天，买只马桶盖还要去日本？说穿了，原因只有两个。
首先是技术上存在差距，产品的稳定性不够。智能马桶由智能马桶盖和陶瓷体组成，技术核心和容易出问题部分都集中在智能马桶盖上，作为舶来品的智能马桶盖，相对于国外智能技术而言，国内产品的质量整体上依旧落后不少。
2013年5月，记者在上海参加中国智能坐便器行业协会筹备会，国内多个智能卫浴生产企业参加。有企业当场指出，中国智能坐便器研发进步不大，主要是智能化技术和质量很难一步到位，研发中总会出现很多问题。目前来说，智能坐便器的技术核心主要还是由国外掌握，中国不少企业则是从国外购买零件组装生产，因此国内创新方面处于弱势状态。
在外界看来，智能坐便器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对于传统陶瓷企业来说，智能坐便器算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例如电路、电脑板的生产要有专业设备，要净化、无尘的生产环境，生产车间地面一尘不染，防静电地板，全空调设备，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作出比较好的产品，陶瓷企业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环境。更有甚者，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智能坐便器（或智能马桶盖）行业标准，每个企业生产智能坐便器，都有着自己的标准，而这套标准因企业而异，造成了智能坐便器零件的难以通用。
此外，智能马桶因为各种原因返修率较高，有的企业返修率甚至高达两位数。更难堪的是，智能马桶的返修基本上要返厂，需要将整个智能马桶盖拆下走物流回厂家。2012年，记者在郑州出差，恰好遇到广东某卫浴企业在郑州销售的智能马桶，因为维修问题，厂家人员将几个智能马桶盖拆下，坐飞机带回厂里维修。不只是该企业，大部分卫浴企业对智能马桶的售后服务都非常头疼，出了问题经销商没法维修，除了返厂就是承包给第三方服务，让消费者无法放心。
“买只马桶盖还要去日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行业内技术和生产良莠不齐的乱象，严重打击了消费者的信任。客观地说，国内智能马桶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不少企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专业生产智能马桶盖的厦门威迪亚科技有限公司，智能马桶盖远销日本、欧美，不少国际知名卫浴品牌智能马桶的马桶盖出自这里。在智能马桶的整体研发上，九牧卫浴、恒洁卫浴和惠达卫浴等企业，生产的智能马桶并不比国外品牌差。
为什么消费者依然倾向“洋货”？很大一个原因是行业内智能马桶良莠不齐、质量问题频发。
国内卫浴企业一窝蜂上马智能卫浴始于2009年前后，有实力的企业投入巨资潜心研究，没实力的企业则玩起了低成本的“组装游戏”，拉几个电子公司一起折腾智能马桶盖，组装智能马桶。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智能马桶，由于缺乏渠道，自己卖不掉，转头专门“研发”智能马桶盖，给想上马智能马桶的企业配套，而越来越多想进入智能卫浴的企业也乐意接受这种配套产品。
这些小企业生产的智能马桶盖，在成本控制上甚至优于大企业，某生产智能马桶盖的企业负责人，曾经自豪地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他们“部分研发+组装”出来的智能马桶盖，成本大概在800元左右。因为价格的优势，加上卫浴企业对智能卫浴趋之若鹜的趋势，他们生产智能马桶盖虽然一般，但从不愁销路。在市场上销售的多个品牌的智能马桶，实际上都是由他们公司OEM，配上陶瓷体后出厂价大概在2000元左右。
低成本和蜂拥而至的结果是，智能马桶质量问题频发，每次智能马桶的抽检中，总能见到“防水保护程度低、输入功率和电流低于明示值、接地措施存安全隐患”等问题。2014年，上海消保委公布的年度智能坐便器抽检结果甚至显示，近六成智能马桶抽检不合格。与普通马桶相比，智能马桶质量问题引发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带有“毁灭性”。
一连串质量问题，严重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消费者“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似乎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中了。这样的争论对行业来说是好事，中国马桶盖要跳出口水战，扎扎实实做产品。
超稳定社会中的日本制造
陈言
很多时候，名人的一句话，让我叫苦不迭。眼下认识的朋友、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只因微信上有人说日本马桶盖有多好，一下子就要我带6个日本马桶盖回去，我真发愁，不知该买还是不该买。
日本东西什么都好，这是我的感觉；日本东西什么都不好，这是我们的父辈在60年前在日本的真实感受。60年，算起来和我岁数差不多，父辈说的内容，反正我没有看到过。只是听父辈说，日本产品也曾经有过价格低、质量差的时候。
走在日本的街头，尤其以号称在日本学习过经济学，去无数企业做过调查的人，今天看日本制造业，听国人对日本产品无数褒奖，觉得对日本制造业进行分析的话，大概用经济学的方法可能找不到解答，说不清楚。
和日本打交道30余年，过去走过的街道也是过去的老样子，30年前的日本朋友，头发秃了，皱纹多了，音容笑貌依旧。我自己居住的北京这30年已经大不相同，回到30年前我居住过的地方，那里已经变成豪商巨富们进出的“花园别野”（“野”给人以强悍、宽阔的感觉，过去该是叫“别墅”的），30年能维持朋友关系的人少之又少。
日本社会的超稳定，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该是区分中日制造业不同的最大原因。大概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日本的制造业，才能知道马桶盖为什么日本的能那么好？其实那些马桶盖大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不信翻过来好好看看，该有中国制造的印记在其中，但可以肯定说那不是中国的品牌，更不是中国人的发明。
固化的社会
说马桶盖之前，先说说日本社会。前不久去了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老家山口县，也顺便去那里的萩市看望了几位旧友。
萩市的陶器“萩烧”在日本非常的有名。第十一代三轮休雪已经被日本政府定为“人间国宝”。其门下的学生，与老师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而作品并非昂贵得让普通市民可望不可及。
现在我们看萩烧，觉得实在了不得，但在过去400多年时间里，萩烧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品，也是茶道中的一种器物，或者是饮茶用的茶碗，或者是一个香炉，再大一点的东西就很少了。有喜欢萩烧的茶博士，但茶道除了使用陶器以外，也用中国的传统瓷器，尤其是元代的白瓷等更著名，其历史久远，艺术文化价值特别的高。萩烧在时间上无法和中国瓷器比。
很多时候，一个家族需要在某个领域寂寞地做上数百年。萩烧如此，去佐贺县的伊万里那附近的锅岛看看，发现那里的瓷器和萩市一样，往往是从朝鲜来的工人，一个家族在数百年里只烧制一种瓷器。“锅岛烧”是为锅岛藩主提供的一些专用瓷器，和萩烧比，基本上没有在日本国内普及，是那里特有的一种瓷器。绵延了数百年的工法，传承了一代有一代。如今已经成为珍品。
不仅仅在这些传统行业，在新的产业方面，这种传承在不断地固化。
面包店的老板，自己做不动了，会很自然地让在外面就职的子女回来接续自己的工作。论收入和在外面当公司职员比，面包店的经营风险要大，技术含量也算不上有多高。“几十年来的老主顾，吃惯了我们的面包，我们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在萩市一家面包店的新老板说，继承父业，天经地义。
这是一个固化的社会。就像400年来萩烧的工法基本上没有变动一样，锅岛烧的瓷器也还是主要画茶花，保持着淡淡的那么一点蓝色。面包永远是一个味道，也有新品种出现，但主旋律是不会变的。
细节中窥见进步
在超级稳定的社会里，“改行”“革命”基本上没有存在的基础，社会的进步主要靠点点滴滴的改善。马桶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先说说日本的这种进步。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讲究厨房（食堂）的干净外，特别强调的便是厕所。在中国很多餐馆，人们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但能用上干净厕所的恐怕不是很多。对厕所干净程度的要求，能超过我们的想象，一点不比对厨房卫生要求的低，相关的用具开发，在日本非常的盛行。
日本厕所首先要求的是无味，而且不是像中国很多地方那样点一支香来去味。如果让气味通过抽风机抽出，经过特殊处理过的木炭后，气味就能消失。十几年前，去日本采访的时候，发现日本的很多马桶盖，已经具有了除味的功能。
这些年去福岛，见那里很多商店的厕所已经装备上了温水冲洗装置。男女有别，方便后，可用温水冲洗，水的大小可以调整，冲洗后接着是烘干，确实惬意。福岛的冬天，雪厚一尺，外面是很冷的。现在的马桶盖还具有加温功能。坐在上面，暖洋洋的。看看日本家庭中，过去用一块毛巾做成防护圈放在马桶盖上，现在用这个方法来防寒的几乎完全没有了。
这几年日本核电事故带来了电力的不足，家庭中，马桶盖成了耗电大户，比如温水、温风、暖座等，24小时需要保温，电力的消耗也很大。夏天停用保温装置，停用暖座功能等，这样的呼吁常常能在报纸节能小常识中看到。
最近在商店里看到，不少马桶盖具有除菌功能。问店家如何除菌，对方说使用了光触媒技术。
在一家饭店遇到这样一件事。入住饭店后，很快就和朋友外出喝酒，晚上多喝了几杯酒，半夜起床上厕所时，刚一推开浴室门，见坐便器的盖子自动打开了，便盆中有一个刚刚能照见亮的蓝灯。醉意一下子被吓到九霄云外了，以为在饭店见到了鬼。定睛一看是便座自动化又进了一步，见人来能自动开启上盖，这才放下心来。但刚才那一吓，全无了睡意。
想想如果是打开浴室灯，刺眼的光线一照，人更会睡意全无的。那盏蓝灯其实做得很好。
不仅是中国游客看到这种马桶盖后觉得很好用，采访家电企业时，他们介绍说，美国好莱坞明星在日本的饭店里、观光点上用了这样的马桶后，也是回国前纷纷买了带回去。
这些年跑单帮去日本，看到街头变化虽然不大，但身边的种种器物变得愈发好用了。过去我们看到日本音响从大磁带变小磁带，接着变为CD盘、MD盘，再以后变成了MP3等，每几年就会有一个进步。
看看做这马桶盖产品的企业，也还是那几家，很少见新面孔。松下、东陶（TOTO）、伊奈（INAX），就这么几家，至少记者未找到新厂家。估计这些企业从家电的角度，从卫生陶器的角度，会把马桶盖一直做下去。以后出了多么赚钱的业务，他们也还会接着做现在的马桶盖，同样就是多么不赚钱，他们也会坚持做下去。而点点滴滴的进步，能维持企业效益。企业能坚持做某个领域的业务，集合起来便形成了社会的稳定，或者是转变为了社会的固化。日本产品质量高，是和这种固化联系在一起的。
固化的社会让日本在某些领域超级稳定。质量是固定的，价格基本上没有变化，市场甚至难以扩张。很多中国人到了日本便觉得这里的不少东西很好，希望大量采购（如萩烧、锅岛烧等），但日本难以满足中国客人的这些需求，也没有想去迎合这些新需求。有些是可以满足中国客户需求的，这些往往是大量生产的东西，生产并不在日本，而是在中国，只是中国很少能买到而已。说是日本制造，不如说是日本固化，或者日本改造。
日本也有过浮躁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给日本留下什么，而固化东西，成为了一种文化，传承了下来，今后也会接着传下去。今天在不少场合，我们对日本产品评价太好，那是因为日本已经实现了固化，而我们在不少领域还没有真正找到方向方法。
作者系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 执行院长
消费者决定制造业水平
堂吉
对吴晓波的说法，很多人并不完全赞同，有人认为造成中国制造落后于日本，在于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伸得太长，市场无形之手又被钳制，才是中国制造的危机所在。不过我个人认为，按照供需的市场论来说，在中国制造的困局中，还有最为重要的消费责任—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和消费素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消费能力，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反向作用。
时下国内在产品供给环节存在着“两张皮”现象：同一个厂家生产同种产品，对外精益求精，对内却粗制滥造，好东西绝大多数对外出口，而劣次产品都留给了国内或者出口转内销，即便在同一国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广东是供港食品的主要来源地，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过100多项的监测，为供港食物安全提供科学依据。2012年，香港卫生局长周一岳表示，大陆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这在全世界都很难得。反之在内地这种状况却不容乐观，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跟食品质量有着根本的联系，从镉大米到“瘦肉精”，从红心蛋到假洋奶，跟产品质量相生相伴的则是消费责任的成色。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提到，一国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往往决定了一国有什么样的产品质量。消费责任应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品质的追求；二是用脚投票的主动性。就前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消费主导和追求，就有什么样的产品供给。时下的市场不再是供小于求而是相反，“顾客是上帝”要求提供精细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一些低劣产品、山寨产品之所以广有市场，就在于其拥有一大批刚性的需求者，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小米总裁雷军也曾感慨，自己其实也很讨厌山寨，但对廉价品牌的需要，形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假若消费需求进行了升级，那么国内的很多山寨产品就不会有生存之地。
事实上，这样的状况已出现了较大的分化，除了国内国外的差异性，城乡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作为一名基层的监管人员，我明显感觉到那些在城里无法销售的三无产品，在农村地区却大行其道，农村和城郊的产品质量整体比城区更差。其间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居民的消费品质更高，他们不再满足于最低级的需求，而上升到对安全和质量的把控，宁愿用较高的价格去购买放心。比如，那些在农村还很普遍的“一元食品”，在城里几乎无人购买。没有了市场的需求，供给也就只能自动退场。自然，那些无证的小餐饮店，或者档次很低的加工作坊，在城市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最近被媒体聚焦的“倒鲜奶事件”，足以作为消费转型的最好例证。当消费者不再局限于对产品数量的追求，而更侧重于质量和安全时，便是“用脚投票”行使选择权的开始。奶农们的散养标准达不到消费安全要求，倒奶和杀牛自然无以幸免。只是这样的现象并不普遍，宁缺勿滥的消费品质还有待提升。假若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变得像国外的消费者那样苛刻而难以满足，生产环节才会因为危机四伏而加速升级。尽管与国外相比，国内的整体消费品质还有待提升，但“一直在路上”却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消费者比之于过去更难侍候，更具有主见和想法，这就是一种进步。
相比于建立在消费能力上的消费品质，用脚投票的主动性不强，缺乏社会责任感不啻为当前最大的病灶。在国外，假劣和山寨产品之所以很难有市场，在于其消费者有很强的辨别力与责任感，不但自己可以做到远离和拒绝消费，还会动员其他人加以抵制。虽然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区别，但消费者责任却是一个核心要素。一个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主要是其面对着层级很高的消费责任。消费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群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维护，就会群起而攻之。即或无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也会坚持实事求是的底线。但国内的“消费底线之失”，恰好为“供给底线沦陷”提供了温润的土壤。
专栏作家纪海光在《被收买的“差评”和自私的消费者》一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想了解某款国产手机的销量行情，他去某电商平台上搜索了下。结果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款手机在平台上有大量的山寨货，它们都排在搜索结果的前列，反把这款手机的官方旗舰店给淹没了。原来消费好评并不是刷出来的，而是山寨店向消费者收买来的。最后文章反问，有这样集体自私的消费者，中国的商业环境又如何能够健康起来？如此状况与困惑，在我的实际执法过程中并不鲜见，比如由于缺乏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时下保健品市场相对较混乱，一些商家以“健康养座”的方式，聚众进行虚假宣传以获取暴利。这期间有很多人，因为收了商家的小恩小惠而甘愿充当“媒子”，不仅大肆鼓噪以误导其他人，还会对执法进行干扰并制造混乱，让很多不明真相者为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说在消费欺诈圈子中，称这种做法为“杀猪仔”。很多时候，不是供给者的素养太低，“良心被黑了”。而恰是很多人自入瓮中，被卖了还替人数钱，这个时候你再去斥商家太黑心，监管者太无能，把自己扮成无辜的受害者，可又有什么意义？食品安全领域有一种说法叫“易粪相食”，在消费责任方面同样已成典型性病灶。若不能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而“掷出窗外”，坚守基本的责任底线，那么中国制造的既有问题则始终无解。所以，技术和制造的问题，最终还得从责任与道德层面去突围。
作者系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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