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转型再平衡
●走绿色发展之路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够给中国的绿色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一不缺动力，二不缺机会。要解决关键问题，就要通过改革，系统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出哪些特征，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问题的解决路径在哪里？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国内外经济界的专家、学者与官员们济济一堂，聚焦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改革发展新图景。
看增速
转入中高速增长，今明两年要实现平稳触底
“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转型开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转型再平衡。
在刘世锦看来，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三个条件：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等领域的高投资触底，实现平稳软着陆；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
“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的目标是7%左右，我认为这个目标完全有可能达成，而且很可能达到7%以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尚存相当大的技术差距，在产业技术升级中还有很大后发优势。
“未来十年，经济平均增速会达到6.2%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上升到60%左右，第二产业在35%左右，农业会降到5%左右。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将会从目前的30%左右，上升到2024年的40%左右。”刘世锦预测。
“中国的经济增速的确在放缓，但仍在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量，从绝对值来看，需求仍然非常强大。”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山姆·威尔士相信，中国经济转型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可持续。
谈转型
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
专家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机遇；进入新常态后，将会迎来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机遇。新常态下，经济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人均GDP很低时，可以很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本实现高速发展，但一旦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的调动能力就变得更加困难了。”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认为，中国要实现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飞跃，只能通过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两化融合’‘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等总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尤其是降低人工成本。”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分析道，随着产业升级，中国会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劳动力的素养要提升，“过去我们靠廉价劳动力曾经成为制造大国，一个初中生足以承担很多国家转移过来的低端制造业，但将来，一个大专生都不能胜任了”；二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就必须找到新的渠道满足就业需要，比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商业模式的创新等。
“当前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是很大的。”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用数据解释道，去年，我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为8.3%，工业领域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低于13%，是多年比较少见的，“一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产能的严重过剩，比较全面性的过剩，另一方面，消费结构也在升级，由过去新消费领域的横向拓展转到以既有消费领域的纵向升级为主，高端个性化的需求开始大量出现。”
“走绿色发展之路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够给中国的绿色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认为，当前以信息化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主要特征，以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到来，这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的交汇。
“要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两大战略，我认为要做六个转换：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换；从被动跟随向主动引领角色转换；从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相对隔离向高度融合转换；从制造业服务业各自分工发展向一体化发展转换；从传统城市化模式向绿色智慧城市化模式转换。”对产业升级转型的路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这样描述。
话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消除体制性障碍，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消除体制性障碍，那么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现在的主要任务在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要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困难会一天天减少。”
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面临新形势。改革千头万绪，重点方向在哪里？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第一不缺动力，第二也不缺机会。要解决关键问题，就要通过改革，系统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这些制度成本不由市场决定，不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好坏而变动，而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没有系统改革把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下来，我们会损失掉长期增长的活力。”
“资本市场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枢纽，所以资本市场的改革应该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地位。”吴敬琏分析说，近年来围绕资本市场的改革，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市场监管怎么能够从过去以审批制为主的事前监管，改为以合规性监管为主的事中事后监管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一个涉及各个方面利益的非常重大的改革，非做不可。”
“中国规模很大，各地区之间还有巨大的不平衡，人口红利并不是说没有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举措，让制造业不要过早转向国外，而是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长人口红利。”
“就财政金融领域改革而言，我们在2015年一定要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进展。”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谈道，2015年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同时坚持把结构性减税和系统性清理收费结合起来，并盘活财政存量。
“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在刘世锦看来，下一步的重点改革方向包括：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特别是推动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基础产业领域要放开准入，转换机制，提高效率；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变“强政府”为“巧政府”，可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将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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