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于2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围绕大会主题做了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消除价格扭曲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我个人最早进行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说，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一个问题。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所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这必须在一个有效市场假设的前提下。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
说结构性问题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即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是很困难的。但产品价格里面，有的时候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做得更好。
我举一个不一定正确的例子。比如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会考虑得更周到一些。现在我国成品油的定价，经过几轮演变，最后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缓冲期，即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高频波动成分，最后跟随国际市场价格。另外，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是人力资源、资本和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实物供求关系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像要素价格。
之所以说市场在一小部分情况下是无效的，从过去传统的经济理论来讲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也有人把宏观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的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效应研究领域。
最近，国际上的作法是越来越多地把外部效应内在化或内部化。典型的就是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来说就是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即把它的外部效应事先计入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任何产品的出厂销售，事先会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再额外出钱了。比如汽车的铅蓄电池。
即便在市场无效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也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是消化价格扭曲。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其次，我们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债务比例高、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有关。因此近两年在很多国际场合也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和对外经济关系重大。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机制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就会引起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当前的战略。
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呢？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我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某个有更高产能和产出的产品。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
而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生产都会形成产能过剩。但如果说，能够充分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
对中国来讲，也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领域的产能过剩，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连接。
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产品，运输成本和定价相比较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是同样的结论，比如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更多的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相联系。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
要从五方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我讲一下如何落实。
第一，情况要摸清。我们对现实状况有一定了解，但还不是十分精确，比如说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有多少，占多大的产能。处置这些僵尸企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涉及到多少职工。这些职工的再就业，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钱。
第二，目的要明确。目的和手段，要防止本末倒置。如果把企业关了，但是过剩产能没有实质性减少，就没有达到目的。比如说人口城镇化问题，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相比土地城镇化是进步。但是人口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口在就业地落户，而不是在老家非就业地落户，否则还会存在大量人口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分离问题。
过去住房制度的改革是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中低收入群体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居住问题，困难群体通过廉租房解决。事实上，大学毕业生、中等职业毕业生、农民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他们是真正住房的刚需。为他们创造居住条件，必须要建立新的住房制度。为此，要建立新的住房租赁市场，提供租赁住房的房东，提供以租赁住房业务的专业化企业等主体，为农民工落户扫除机制障碍。
第三，任务要具体。搞清楚要干什么，确定红线好操作。每一项重点任务都要具体化，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六个方面还是七个方面，这些都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说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说明降低哪些税费等，应该一一列出清单，限期完成。处置僵尸企业，从钢铁、煤炭先动手。
第四，要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中央与地方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法律、经济、行政这三个手段使用的成效是不一样的。处置僵尸企业当中，中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给予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其他财政补贴。地方政府负责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央企僵尸企业要辅以行政措施。化解房地产产能过程当中，中央政府做好新一轮住房制度的顶层设计，主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地方政府。
第五，措施要有力。要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总的原则要有效，有力，有操作性。供给侧改革的许多任务是带有个性的，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后遗症。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多，所以我们去产能、去库存、降产能时间窗口非常短，“十三五”头两三年十分关键，如果没有明显的进展，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我们今后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供给侧改革不利
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根据测算，1981-2012年，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34%、43%和35%，我们比日本高。
而近年来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些国家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但他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还挺快，以日本为例，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这三个阶段里，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分别为30%、66%和70%。反观我们，在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
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体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现在越看越明显，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造成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其次，我国劳动合同法是标准工时制，企业要遵从法律，就必须和员工签订长期合同。而我国存在大量的外向型和代工制的企业，他们的员工如果没有订单了就放假，有订单了再招回来，成本就非常高。法律造成的扭曲，使得这方面生产力增长很慢。
第三，现行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第四，劳动合同法还降低了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现在企业最需要的是技术员工，也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但现在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随时可以以任何原因走人。
因此，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
同时，不能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都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比如，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不愿意长期投入等，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要管理好总需求
目前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它需要时间，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的含义。而整个需求侧的管理的重点是解决总量的问题，因此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调控。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两者之间有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一个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我想有这么三个把握。第一个考虑是，总需求管理使得整体经济不能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第二个考虑是总需求管理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个考虑是总需求管理使得流动性不出现比较大面积的紧缩。总需求管理要守住这三条线。
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方面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但是同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关系供给又关系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总需求的管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结构性改革产生了紧缩效应。大家随便可以举出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很多危机中，由于紧缩财政、实现财政可持续，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还陷入通缩的情况中。因此，我们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做好总需求的管理，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改革都存在结构性问题。当前我们认识到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钢铁、煤炭是供给过剩，同时大量海外购物的出现，又意味着一些产品是供给不足。这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让所有人不比原来更坏或者所有人比原来更好。
其次，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方？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第一个度是不能产生债务通缩的情况。第二个度是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的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16-59岁劳动力人口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这样的改革。第三个是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总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是怎样的？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而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若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假如说我们说“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经济向下的压力，但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等政策，可以补充一些GDP的总需求。通过计算，这些政策可以补大概0.75个百分点的GDP，大数就是5000亿人民币。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把握好总需求，经济增长就还是比较稳健的，同时又不产生过热和其他的道德风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很难成功
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想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来的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
过去的主流思想，是由需求侧的因素分析考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应该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孕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用这样的方法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二点意见。从需求侧的分析可以得出，GDP总量、需求总量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相等的。但是要分析GDP总量变化的时候，可以从需求侧分析，也可以从供给侧分析。我们为什么现在会发生经济震荡，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
解决这种震荡的处方就是通过纠正资源的误配置，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果。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第三点意见。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完全实现。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10年以后，曾经讨论过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当时给出的结论是存在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怎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第四点意见。有两个问题是亟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和加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最近一个月以来，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这就叫作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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