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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大匠魂魄（三） ——单青川的半世家具风雨路
文/单青川 整理/刘天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方能通古今，读史方能守良知。违背这条规律，最终会遭到唾弃，受到鞭挞。
单青川
编者按：六十年一甲子，一挥手成沧桑。家具行业从业近60年，创立协会至今第十八个年头。领路人单青川与家具形成了很深的情结。从一线的企业走访到内外部的活动组织、行业发展的把握和预见，都给了老板们很多指导。能有今天的成绩，与他在一木丰富的从业经历密不可分。成功承接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第二代家具引来一木集团的盛誉，但是后来的发展却隐藏重重玄机。
（续接第二期）
入豪堂声名鹊起，借显贵再踏高枝
第二代人民大会堂山东厅配套家具任务完成后，青岛一木在社会各界名声大噪，引起了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因此登门签约、邀请承担大型工程项目配套家具任务的单位络绎不绝、接踵而来。一木发展进入历史鼎盛时期。
1981年初夏，全国轻工业家具博览会在北京刚刚结束。一木参展产品包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白蜡木家具产品获得了该展会最高奖项和全国同行业高度评价。展会结束不久，我们接到国家轻工业部有关部门通知，包括笔者一行三人，在青岛木器一厂阎恒华厂长的带领下，到北京拜访轻工业部二轻局局长史敏之同志，汇报一木工作。汇报过程中，史敏之局长明确告知，请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推荐青岛一木承担一项重要工程的配套家具设计任务。当时笔者刚刚参加完北京饭店东楼总体设计方案的制订工作。
随后，史局长带领我们乘车前往颐和园西南湖中的一处叫“藻鉴堂”的古典建筑场所接洽工作。后来方知，藻鉴堂原是颐和园内清廷皇帝选拔人才的场所，后来成为避暑休闲的一处胜地。此地经中央政府批准，成为当时中国画研究院的工作场所，供当代著名美术家和艺术大师们进行学术交流和绘画创作。笔者少年时就酷爱国画并拜师学艺，故对中国画坛的诸多名家大师有些了解，但也只停留在关注媒体宣传和作品欣赏的层面上。这次能亲随史敏之局长以及“木匠铺”的领导参观“藻鉴堂”，拜访这里的当代美术界大师，感到十分荣幸，像在梦中一般。
谈项目达成协议，观画室结遇群英
到达藻鉴堂后，接待我们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当代著名国画大师黄胄先生和中国画研究院夏姓党委副书记等人。
黄胄老师原名梁凎堂，梁黄胄，时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职，时年已近花甲，手拄拐杖，中等个头，身材微胖，跛腿，大额眯眼，散发出智慧的光芒。后来了解到老师在文(ge)中坐牢六年受到百般折磨，导致一条腿残废。
在一间小会议室内，简单寒暄后我们便开始探讨即将建设的紫竹院内的中国画研究院家具配套项目问题。黄胄老师介绍，自己曾担任过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特聘艺术总顾问一职，与史敏之局长是多年知交。双方交流十分融洽，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会谈结束后，黄胄老师又亲自陪同老领导史敏之局长和我们三人到藻鉴堂参观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工作室，欣赏墙上挂出的作品和工作场景。每个画家的工作室都宽敞明亮，环境优雅，绘画用品一应俱全。参观过程中我们先后认识了周绍华、林墉、溥洁、溥松窗等，其中还有慈眉善目、颊飘白须、年近耄耋的黄姓老画家。黄老画家是福建人，笔墨老辣，功力深厚。周绍华先生是山东荣城人，当年的八路军老战士，时任湖北省美协主席，与我是半个老乡。其时笔者拜师学画已有十五六年历史，略具鉴赏水平，对现场画作颇有体会，深表叹服。
享礼遇领略大师风范，话家具寄予文化研究
当晚黄胄老师又以贵宾级礼节，安排我们入住藻鉴堂招待所，每人一间豪华套房，并亲自设宴，拿自己储存的两瓶上好茅台款待老领导史敏之局长和我们三人。借拿酒的空闲，黄老师因担心而私下询问笔者，核实北京饭店东楼配套家具的质量和施工情况。我告诉黄老师，家具已经设计完成，很快就要送货了。
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黄胄老师还邀请了当代艺术大师、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叶浅予先生，文(ge)前曾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时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的当代艺术大师邵宇先生，当代山水画大师、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李可染先生，中国美术界理论研究泰斗人物、中国美协副主席蔡若虹先生等几位我国当代的国宝级艺术大师前来赴宴。陪同的有女画家王迎春和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国画家耿莹女士。
能睹见如此之多的国家级艺术大师，笔者不禁无比欣喜。因为这么多大师汇聚，全因史敏之老局长的面子，我们当时作为无名小卒，根本无缘得见。叶浅予先生须发皆白、身材高大、器宇轩昂，阔面高鼻。邵宇先生年过花甲却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虽然身材稍矮，却着装整洁，手执扶杖，彬彬有礼。李可染先生头发稀疏但很精神，步履稳健，笑容可掬，透出的艺术气质令人肃然起敬。蔡若虹先生七十开外，圆脸雪发银须，性格活泼，幽默善谈。
耿莹是国防部长、大将耿飙的长女。笔者在北京国画界的师兄弟得知笔者欲去中国画研究院洽谈配套家具工程项目，故写推荐信给耿莹大姐，让她从中协调关系，帮助落实。耿大姐对笔者来访也十分热情关照。
席间艺术大师们谈笑风生，我们也听到了时下美术界的一些坊间轶事，拘谨的气氛也舒缓融洽起来。青岛一木阎恒华厂长向在座宾客介绍我方人员时，多次谦称是青岛小木匠铺来的人。黄胄老师与蔡若虹大师说，青岛木器一厂是一家优秀企业，不能低看自己，史局长也多次提起，对你们称赞有加。小木匠铺出的产品不简单，中国家具艺术文化发展史是灿烂优秀的，中国家具闻名世界，但是家具研究还远远不够，应很好地研究和总结。李可染大师说：“小木匠铺出人才。我的老师齐白石就是木匠出身。木匠有什么不好？”黄胄老师说，蔡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史论研究专家，对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论很有研究，家具方面的研究和传播应该请蔡老师多搞一搞。各位艺术大师对家具美学以及中国画研究院的配套家具提出了许多中肯且弥足珍贵的意见和建议。
晚宴结束后，黄胄老师等人带我们参观了画院的大裱画室。裱画室四面墙上挂满装裱完毕的名家作品，如同一个小型画展。还有一部分作品尚裱糊在木棦上，没有揭起。一位五十余岁、略显瘦削、头发谢顶的裱画师，带了一位20多岁、眉清目秀的小姑娘正在裱画。黄胄老师对这位裱画师调侃的说，你为我裱画的费用太高了。裱画师笑嘻嘻地说，我裱了半天画也不及你画一条毛驴值钱，立刻引来在场大师们的哄堂大笑。这时，耿莹大姐对我耳语说，这位裱画师叫刘金章，是我国当代著名裱画师，常年给北京荣宝斋中央工艺美院等单位揭裱修饰书画作品。当助手的是他的爱女。据了解，当时黄胄老师信手拈来一只水墨小毛驴，至少售价三百元（当时笔者月薪50元左右），比活驴还贵。
借宝地协商重任，话乡情指点迷津
翌日，我们就中国画研究院配套家具的设计任务与黄胄老师作进一步商谈。黄胄老师明确提出：研究院内，部分接待室和贵宾室按照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标准配套现代风格的白蜡木家具产品，因为史局长和中央领导人都很认同一木设计的这款家具。黄胄表示自己家里也计划买几件同样的沙发椅，并在设计风格方面提出了独到的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一位艺术大师的独特审美视角。
借洽谈承接中国画研究院配套家具项目的机会，我和技术科的孙立安设计师与黄胄老师交流较多，并向黄胄老师请教相关知识。聊及当时中国画坛年轻画家风格时，笔者清晰记得北京一位叫石齐的人物画家，遂询问是否是他的学生，绘画水平如何等，黄胄回答说：“就算是吧。”但是未作评论。交流中，黄胄老师委婉的说：“青岛的石可先生砚刻很有名。小单，我先前曾委托他为我雕刻一方砚台，你回去后代我问一下，怎么样了？让他抓紧时间办理。”
另外，黄胄老师还委托笔者返回青岛后到青岛贝雕厂查询一下，他的一幅题为《库尔班大叔》的人物名作，被一位领导人借到该厂作为生产贝雕画的原稿。如果用完，尽快寄回原作。
在一天多的相互接触中，史局长得知笔者老家是山东胶东乳山县时，老人家倍感亲切，并告诉我他老家是胶东栖霞县人，说起来算是半个老乡，他的战友也是乳山人。第二天下午，史敏之局长要返回轻工业部参加会议，我们随同阎厂长送老首长去藻鉴堂外停车场乘车，被史局长婉言谢绝，只让笔者一人送他。与史老首长分手前，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语重心长、反复叮咛笔者说，藻鉴堂配套家具项目能争取到手不容易，他们使用了你们单位设计的家具，将会在社会上形成很大影响力。这里名人汇集，都用你们的家具，潜在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力都很大，所以操作要灵活，不能太拘谨刻板，价格别算的太高。当年史老说这番话意义深重，但是我们因为年轻，听时懵懵懂懂，不能深解其意。现在明白，也是时过境迁，错失良机。
史老后来还说：“像你们在山东这样有影响力的家具大企业，应该与深圳家具厂联合发展，越早越有利。你们单位要想去，我可介绍给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之后史局长再三嘱咐笔者转告阎厂长，务必办好中国画研究院的事。
起误会节外生枝，精算计终成泡影
北京藻鉴堂考察任务结束后，笔者将老首长史敏之局长的意见向阎厂长做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为把中国画研究院的配套家具项目争取到手，将6件蜡木沙发椅赠送给黄胄老师。但是阎厂长未明确表态，笔者也不便再提此事。
后来得知，一木的蜡木沙发椅送到黄胄老师家中后，适逢新加坡几位画家到访做客，对其家中沙发价格提出疑问。画家们误将蜡木沙发椅当成了新加坡比比皆是的普通藤条沙发，妄加评论，认为黄胄老师被欺骗了。黄胄老师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颇为不满，遂修书一封寄到阎厂长手中。阎厂长把我招到厂长室，看了黄胄老师毛笔书写的宣纸亲笔信。信中大意是：我们尽地主之谊好生款待，但是没有想到卖给我的家具价格太高，工艺质量水平也不像原来宣传的那样，真是耳闻不如一见。
时隔不久，黄胄老师又与笔者通过一次电话，说：“小单，你托耿莹说情承担画院配套家具的事情，我看就暂停吧！我的意见已经去信告诉你们阎厂长了……”并调侃称：“我画两只毛驴还没有你们单位卖给我的一把沙发椅值钱。”言外之意，对此事非常不满。
在离开北京藻鉴堂中国画研究院筹备处时，我曾拜托耿莹大姐从中协调，关照这项工作。耿莹大姐受笔者委托，也确曾向黄胄大师说情，让一木承担中国画研究院的家具设计任务。因对白蜡木沙发椅的误解，黄胄大师对耿大姐搪塞称，由他亲自来处理此事。事实证明耿大姐确实对一木帮助不少，尽心尽力。笔者曾向关心此事的供销科某负责人介绍过这件事情的经过和协办人耿大姐。他们对笔者所谈深表怀疑，并嘲笑讥讽，当时笔者未作任何解释。
本应由一木承担的中国画研究院配套家具任务，后因种种原因最终落空。此后也再无缘和黄胄大师谋面。
30多年后才获悉，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981年在耿莹大姐的父亲——国防部长、大将耿飙的办公室（时称“耿办”）担任秘书已经三年了，和耿莹大姐家庭关系十分友好。
时至今日，特将我与耿莹大姐的通信公之于众，澄清当时的真相。
（附信件图片，图片说明：单青川与耿莹大姐通信的部分原件）
言肺腑情结家具，明史 实昭鉴后人
回忆这段往事，笔者深刻体会到，所谓企业文化，最终还是企业老板的文化。实践证明：负责人是否能明智达理、仗义执言、坚守正道、敢于担当，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兴衰成败。
1981年深秋，笔者陪同山东省家具公司孙继佐经理，青岛一木党委书记刘景润一行三人，手持史敏之局长的亲笔信去见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后经深圳市委办公厅安排，我们与当时的深圳木器厂莫厂长洽谈合作事宜。对方未提任何要求顺利达成合作办厂意向，实现了史敏之局长的愿望。
36年前的深圳之行也使我们一行学到了不少刚刚起步的改革特区的开拓精神和创业先进经验。
弹指一挥间，许多当时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都陆续离世。每忆及与黄胄大师等名流的接触交流，心中感慨万千。正是家具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党政人士与千家万户的平民百姓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家具产品，我们才有机会与当代艺术大师近距离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真实面貌，聆听他们的思想。企业的成功将我们推向了社会高层，受益终生，惠及后代。
由于我本人的绘画经历而结识了许多画界朋友，其中包括耿飚的长女耿莹，北京画家郭增瑜、朱复戡大师弟子等人。另外还有史敏之老局长为代表的风清气正、关心企业、帮助企业寻找发展机遇、爱护年轻一代科技人员，甚至指明方向而不图回报的诸多领导。这部分人直接或间接都给了我本人和一木的发展很多帮助，尤其是在中国画研究院的配套家具项目争取中的前前后后。这些老领导、老朋友，我们应该铭记在心，感恩图报。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群体中宣传了一木的品牌影响力，才奠定了中华老字号的基础。没有曾经的辉煌，怎么能担得起这一名号？现在的企业发展，如果不注重企业内在实力的成长，不继承一木集团以前的优良传统，如何能够走得长远？名牌是靠一代代敬业探索的人培育出来的。
（未完待续）
单青川先生简历：
单青川，1945年6月生人，1959年入青岛一木工作，先后任工人、车间副主任、技术科长、技术开发部经理、科技处长、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等职。曾任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第二代配套家具主任设计师、第三代配套家具独立设计师，是山东厅三代配套家具任务的亲历亲为者。
曾先后独立完成毛纪念堂、首都机场贵宾室、解放军空军总疗养院、北京饭店东楼、青岛八大关宾馆等多项国内著名建筑配套家具的设计任务。
在一木集团的长期技术岗位生涯中，先后于《林产工业》、《家具》、《家具与室内装饰》、《科技与生活》，以及台湾《木工家具》杂志等专业刊物、学术研讨会发表科技论文、文章约50余篇。作为山东省家具行业科技人员的唯一代表，单青川自1993年至2006年担任中央级刊物《家具》编委委员，并在该刊物创刊十周年活动中，经全国行业内外读者投票评选，其两篇论文荣获全国家具工业“十佳”论文奖，获奖篇数名列第一。8篇论文先后获各种奖项。
单青川先后获得轻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金龙腾飞奖，以及省市级各类科技方面奖项20余项。1989年评为高工。同年，被评为山东省二轻厅、青岛市二轻局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享受生活津贴。
2006年荣获中国家具协会颁发的“中国家具科学技术进步杰出贡献奖”，为十大杰出人物之一。获此奖项的全国家具业共计10人。
单青川曾多次参加我国家具工业第一部技术标准——即最早的GB3328-82标准；《中国大百科全书 轻工家具卷》的编制、审稿工作，确定五大类家具 22个品种主要尺寸，确立了行业执行标准。
1999年受一木党委委派，单青川被调出创建青岛市家具协会，并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执行会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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