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腔里的东莞厚街镇是贾樟柯《三峡好人》里属于农民的悲怆台词；市井腔里的厚街是南中国最销魂的风月场；商人的算盘上，厚街是五星级酒店最多最便宜的聚集地；打工仔的逻辑里，厚街是励志与堕落的城邦；而台湾人眼中，厚街是钱多、人傻、速来的魅惑。
厚街，是中国城市化大潮之中一个小镇迅速生长发育的标本。有外来加工业，有招商引资，有本地发迹的富豪传奇，也有分流中心城市带来的机会，也有服务业的畸形壮大。厚街，有时候是海水，有时候是火焰，更多时候是天堂和地狱的混搭。中国最富裕的小镇之一厚街，在它跌跌撞撞地膨胀的过程之中，它始终有两张面孔，一张轻佻堕落，一张智慧、练达。
这个小镇的未来，和它的两张面孔密不可分，同时也让所有的人猜不到答案。
酒店地盘 2010年的1月15日中午，100辆大巴载着4500人开向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以这家展览中心为圆心的方圆两公里内，密布着5家五星级酒店，20多家星际酒店。这是被称为中国酒店最密集的地区，广东东莞厚街镇。
除了星级酒店，厚街还拥有上百家各种酒店，总客房超过10000间。100辆大巴仅仅只在这里的五星级酒店出没。因为酒店过于紧凑，大巴接送客人时，不得不错开时间行驶。卸载客人的时间长达1小时。
这些大巴里的人都是辉瑞集团的中国员工。这家公司生产的“伟哥”，会让男人们会意地微笑。辉瑞公司已经花了680亿美元并购惠氏升格为全球最大的药物公司，而他每年的年会也被称为世上最大的公司年会，没有多少地方能接待得了这样的年会。
莞太路连接广东东莞市最富裕的厚街、虎门和长安地区，被称为仅次于广深高速公路的“黄金走廊”。这条路也串起了嘉华、喜来登、富盈、厚街大酒店等五星级大酒店，以及四下更多的夜总会、桑拿会所。它们相隔距离最远不超过两公里。
2008年11月，辉瑞公司的同行拜耳医药公司在韩国济州岛开会，仅1600人的年会差点把岛上的肉都吃光了。规模更大的辉瑞公司能选择的余地不多。他们考察了厚街发现，厚街的酒店能满足几千人开大会的同时还能满足几十个中型会议。酒店离会场的步行时间不超过10分钟。而且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也在400到 500元左右，所以厚街在整个中国酒店业的招标中打败了广州和深圳。尽管辉瑞“提倡”节俭，但他至少在厚街酒店业扔下了3000万元。
厚街酒店业有一张精于会展的面容。东莞嘉华大酒店的董事会总监邓淦辉此刻在厚街镇最高建筑嘉华大酒店的53层楼顶俯瞰120平方公里内的繁华街景。邓淦辉是第一代接触香港酒店管理经验的东莞本地人。1983年他进军酒店业时厚街仍是由稻田和莞草构成的乡野。
直到1985年11月，厚街才算有了可以称得上酒店的地儿。那是美东酒店，一栋在当时看来了不起的三层楼房。但真正让厚街酒店业闻名天下的，却是看似与之没什么关系的会展业
2001年，九运会召开，厚街承接了一个射击项目比赛。而那时嘉华酒店刚好建立。同年，名家具展，国际鞋等展会又带来不少客源。嘉华酒店420间房间还不够使用。第二年，它被评为了五星级酒店，厚街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诞生。
2005年投资嘉华酒店的华源集团做了件事，参与改制广东现代国际展会。厚街的展会与酒店业的联姻自此被连成了一个协作平台展会的客人都入住嘉华酒店。
也就是那一年，华源酒店被广交会相中，成了办证酒店。
那时候，凡广交会召开，广州酒店就能吃饱一年。数以万计的外国客商涌入广州，哪怕住个小酒店，都得付昂贵的房费。“我们比广州便宜几倍。所以我们当时百分之百入住率。” 邓淦辉说。
厚街的地理位置此刻凸显。它似乎与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距离都在一小时车程之内。
厚街自身也成为天下会场。原来没有什么展会，企业都跑到顺德搭顺风车参加展会。1998年厚街镇政府凑了100万，他们才敢想办第一届国际名家具展会。 1999年办了一次之后，就没人敢办了。顺德、中山等地与东莞家协有关联的地方家协也不再组织企业参展。2000年的4月的一天，时任厚街镇委副书记陈仲球和厚街供销社经理的尹成枝闷坐在办公室。他们曾靠8个人组织了第一届家具展，但此时已穷途末路。晚上12时多，两人没辙连夜开车直奔深圳，找策划人谈到凌晨3点，又返回东莞，已是次日5时。深圳策划公司的意见是重新组织成立名家具俱乐部，建立自己的主办行业主体。陈仲球在车上就命令尹成枝必须搞个俱乐部出来。
可厚街已经有了个行业协会，最终厚街向广东省求援，才办起了日后影响全国的名家具展。目前厚街可供展览的面积超过361万平方米。
高度集中的展会，将厚街变成了珠三角一个暴富的高地。狭小的厚街从来不缺关于财富的传闻，比如这里购置了东莞市第一辆皇冠轿车，比如这里拥有了东莞第一台大哥大。
暴富高地三十多年前，极度贫穷的厚街爆发逃亡香港的风暴。改革开放旋即将逃港者的资本囤积回厚街。受到香港、台湾“培训”的厚街人更凭借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迅速暴富。
坊间盛传，厚街镇涌口村那恬静的海月公园才是厚街的真正财富核心。当然那也是一块“禁地”。紧邻那片人迹罕至的公园人工湖处有一个独门大院，内藏三栋超豪华别墅。所有人都因敬重这个院子的主人而不敢随意在公园里游荡。这个大院里曾经蕴藏着厚街镇乃至东莞甚至珠三角的传奇，王金城家族。
以这个大院为圆心扩散开去，厚街酒店业的象征嘉华大酒店里有王家的股份，厚街会展经济核心（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厚街夜生活的原点，创世纪夜总会都是王家的产业。厚街与城区交界处还有座10亿美元打造的地标性建筑，中国最大的民营医院康华医院。这还是王金城投资的。如果继续以这个圆心辐射，木业、家具、房产、酒店等等遍布中国。
而王金城本人曾是百佳集团在大陆最大的股东，他的头衔还包括武汉市的名誉副市长，东莞公路局名誉副局长，东莞政协名誉主席。所谓厚街的会展经济，他才是幕后主要推手。比如王金城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在厚街镇打造了世界三大家具展之一，使得一个没有什么家具生产企业的厚街成为东莞乃至全国最大的家具基地。
东莞人都认为，首富并非曾登顶胡润富豪榜的玖龙纸业女老板张茵，而是隐没民间的王金城。王的企业从不上市，没有人可以计算他的财富，甚至要查到他的一些个人信息都十分困难。人们认为，东莞的富翁都因为效仿他而变得低调寡言。
在厚街，王金城永远都是神话。2006年6月21日，这位与政府关系非常的大亨病逝在自己创建的康华医院里。表示悼念的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黑龙江省委书记钱运录、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副主任黎桂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近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加拿大默士沙加市长等单位及个人共800多个。
出租屋遍布厚街的出租屋里藏着这片土地致富的另一原因。农村人口怀揣30年前厚街人的致富梦想在厚街默默构筑了中国最大的出口鞋业和家具基地。
对于更多无数到厚街来掘金的内地人而言，王金城就是个成功学的偶像，尽管他们大多数蜗居在工厂区的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工资能否发到位。
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之外，厚街的另一面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是什么呢？在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里，他们只有一句话，“她去南方打工了，厚街”。
在周浩的纪录片《厚街》里，他们是杂乱工厂里的古怪群落。一个十几岁的姑娘爱上了有妇之夫，结果她和男人的前妻在出租屋里大打出手。他们都散乱在厚街的逼仄的小巷里，龟缩在淫湿的出租屋里。
但这并不是厚街出租屋里的全部。
韩宇，一个湖北年轻人，于2004年来到厚街。他曾在王金城家族的一个企业里工作。上班第一天，主管就给他们这些年轻人发了一个小册子，册子上密布了各种产业，而这些厚街的产业无疑不是王金城家族的。韩宇突然发现，王金城的影子在厚街无处不在。而他也有富有的可能。
他知道，1978年时，王金城不过是跟他一样，而且是个卖鱼佬。那时20岁的王金城扛着鱼担，穿过厚街食品厂、还有令儿童向往的烟花炮竹厂，他们会向家门口摆着莞草的妇女兜售咸鱼，也可能走过五金厂的门口张望，还会路过一个机缝社。那几乎就是他们所能见到的厚街商业业态，而他只会卖鱼。是逃港归来的商人才激发王金城在7年后开办铝合金厂，最后光耀广东。
所以，当韩宇每个月只有600元时，他并没有觉得痛苦。他到厚街一个月，劫匪抢他手机两次。第二次他死拽着两百元的手机，夺了回来。他相信他夺回了命运。那之后每天早上4点，他穿着白衬衫黑西裤，骑着摩托到东莞各地去跑业务，而晚上穿着“黑色”的衬衫再回来。他必须学会立刻“干洗”他的衣服，否则他就得穿湿衣服上街。
两年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中产。但他失业了。因为他的客户太多，不用跑也有订单，老板不能留这种人，这是厚街的残酷，也是他的宿命。失业却让韩宇非常兴奋。他穿成富人模样，在王金城入股的嘉华大酒店里狠狠地挥霍了几天几夜。
酒店里有一种每个厚街打工者所迷恋的气味。失落却又依恋厚街的韩宇回到不堪的出租屋里写下了一本自传体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几年来这都是一本在东莞各大书单上排名第一的小说。它刺激着一拨拨内地青年涌向那个可以造梦的厚街，尽管他们大多数都闷在鞋厂的流水线上。
惆怅台湾街厚街是“游牧式”的台湾制造业最早登陆大陆的所在。他们不仅将制鞋、电子等低端产业移植厚街，更成为这里的外来定居者。吊诡的是，台商的失意是厚街商业乃至所谓的暧昧娱乐业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厚街里注定会看到一张漂泊的面孔，但那不一定是属于大陆人的。
台湾人一样有可能熟悉出租屋。
1996年厚街人黄伟怡和台湾姑娘林绿微结婚了。他和老婆每天骑着摩托车往返于厚街和东莞南城宏远酒店附近。厚街那时的路一塌糊涂，林绿微天天一头一嘴的灰。一天夜里一些人突然重击他们在宏远酒店附近租住屋顶大门。当王剑锋打开门，带着冲锋枪的警察突然冲了进来，查暂住证。
但这似乎仍然挡不住台湾人漂泊在厚街。
126平方公里的厚街，相当于半个台北市。它是台湾人最早登陆大陆的所在，因而厚街里堆着500多间台商的厂店和10万台湾人。
夜幕降临，厚街中心区。康乐南路与珊瑚路就散发出一股出离于周边环境的味道。街道上到处都是台式涮涮锅、筒仔米糕、槟榔店、高山茶、上岛咖啡、台南担仔面的店面，甚至连个方寸大的卤味店都叫“倒扁卤味”。
这是厚街人所谓的“台湾街”。那里不仅仅有富足的台商，还有很多事业失败，不肯回台湾的人。他们被称为“台流”。
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后，以制鞋业为基础的台商在厚街损失惨重。工厂倒闭，导致许多台湾人离开。一些湘菜馆居然在台湾街里冒出了芽。
不过，台湾街本身就是台湾人失业的产物。当台企内部的中层管理人员（台干）失业后，他们在康乐南路开起台湾风情的商店，最终让一个四处都是田地的康乐南路变成厚街最繁华的商业街。
但这仍然不能填补远离台湾的寂寞。所以一些失意的台商在厚街的鞋厂、主干道旁边建设起许多规模不太大的酒店。它们从泰国淘回了娱乐业的运作手段，为厚街的夜色抹出第一抹除去“寂寞”的绯红。
2010年，台湾街的霓虹再次光亮起来。灯光也成为厚街经济“光亮”的些许信号。
（转载注明出处：《锦绣》杂志2010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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