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
如果说1581年法国《皇后喜剧芭蕾》的演出,一直被视为芭蕾舞剧之初始——雏形的话,芭蕾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几乎晚了3个多世纪。不过,起步虽晚,却是飞跃前进。
20世纪初,曾有外国的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但规模有限。此后,陆续有俄侨来中国开办业余私立芭蕾舞学校,以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较有影响——对中国的芭蕾启蒙教育有积极作用。毋庸置疑,芭蕾舞剧在中国的真正兴起和发展,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与中国政府对一切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文化艺术都采取积极吸纳、支持的基本方针具有密切的关系。
最初,对中国芭蕾具有影响力的是俄罗斯学派。从54年2月第一位苏联专家奥·阿·伊莉娜(O·A·YEALINA)应邀来京开办第一期“教师训练班”起,到58年中国演出第一部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中国芭蕾完成了初创期的疾速“3级跳”。在此期间,谙熟芭蕾艺术的戴爱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芭蕾舞的先驱者戴爱莲,自幼生长在海外,曾在英国专修芭蕾舞艺术,造诣很深。1940年回到祖国,她不仅在四十年代传播了芭蕾艺术的种子,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芭蕾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戴爱莲为代表的中国芭蕾舞艺术家,一方面积极倡导在新建立的歌舞艺术表演团体中,将芭蕾作为培训演员的必修课;另一方面,积极投入芭蕾的创作实践,力求探索用芭蕾舞作品为新中国和人民的事业服务。一九五0年十月,在风起云涌的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中心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了由该院院长、闻名戏剧家欧阳于倩编剧,戴爱莲等集体编舞,并由戴爱莲、丁宁主演的大型芭蕾舞剧《和平鸽》。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想用芭蕾的形式反映中国社会生活,讴歌保卫和平的尝试,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九五三年九月至十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戴爱莲,在《四年来舞蹈工作的状况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应当把向民族、民间传统学习放在第一位,在连续民族传统的同时,借鉴其它国家和民族的训练方法也很重要,尤其是苏联芭蕾舞的训练经验,我们应当努力研究和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长期以来芭蕾舞处于分散、不系统的萌芽状况,而逐步纳入正规发展的轨道。
六十年代,北京和上海两个专业芭蕾舞表演团体成立。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工作者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一方面,以中国自己培养的专家逐渐代替外国专家,编导和演出了多部外国芭蕾舞作品,向中国观众介绍世界优秀的舞蹈文化;另一方面,一批从民族舞蹈转向芭蕾专业的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和编导,遵循“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创作演出了以反映中国人民斗争生活为题材的两部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使芭蕾艺术真正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开创了发展中国芭蕾舞的新纪元。
五十年代,伴着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建设也出现了好势头。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文化部聘请苏联专家奥. 阿. 伊莉娜来华,在文化部舞蹈教员训练班教授芭蕾,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新中国芭蕾舞发展历程。
文化部主办的北京舞蹈教员训练班,为新中国培训了第一代具有系统的芭蕾专业知识结构的芭蕾舞及民间性格舞蹈的教师队伍。他们以艰苦创业的精神,日夜奋战,在半年的工夫内学习和把握了苏联舞蹈学校一至六年级教学大纲的课程。结业时进行了国家考试。在艺术上和组织上为建立舞蹈学校准备了条件。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培养民族舞与芭蕾舞专业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北京舞蹈学校诞生。她是新中国芭蕾艺术的摇篮。
北京舞蹈学校芭蕾专业以古典芭蕾的严谨规范和高难技巧培养演员。并把课堂与舞台需要紧密结合,一批胜任各种角色的芭蕾舞人才脱颖而出。第一次实习公演,便首次向中国观众奉献一组小型芭蕾舞节目和舞剧片断:《四小天鹅》、《肖邦华尔兹》、《斯特劳斯华尔兹》双人舞等。晚会上,由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总编导布尔梅斯捷尔和彼. 安. 古雪夫教师与中国编导栗承廉共同创作,杨碧海作曲,刘碧云、杨宗光表演的双人舞《约会》、以其特有的风格引起人们的爱好。这次实习公演,显示了处于襁褓中的新中国芭蕾舞艺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周恩来总理亲临剧场观赏,并感谢伊莉娜对中国芭蕾舞建设所作的贡献。
一九五六年就读于北京舞蹈学校第一届编导训练班的贾作光编创了小舞剧《幸福的花朵》和《金丝雀》,在中国开创了芭蕾与蒙古族舞蹈相结合的先河。
一九五七年,北京舞蹈学校演出由苏联专家维. 伊. 查普林副教授排演的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这部多贝瓦尔的作品,诞生于一七八九年,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用芭蕾反映社会生活。内容表现法国庄园主的女儿丽莎热恋着她家的雇工柯连,而磨坊主凭借钱财携傻儿子前来攀亲,丽莎的母亲贪财应允,并阻挠女儿与情人来往。在众人的支持下,强制的家长受到嘲弄,一对情人的婚姻成为现实。查普林以精湛的技艺,男扮女装,亲自扮演了丽莎的母亲玛尔采林娜,B角由赵秀琴担任。女主角由黄伯虹、高醇英扮演,男主角由吴诸捷、孙正廷扮演。这部戏剧作品在传统芭蕾舞剧中,随不占显赫地位,但在中国舞台上完整地演出一部古典芭蕾剧目,确实难能可贵,它展示了芭蕾舞事业在新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九五八年十月,北京舞蹈学校演出载誉世界的古典芭蕾《天鹅湖》,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反响。因为无论从艺术水平和芭蕾技巧的难度,以及演出的规模来看,演出这部作品标志着新中国的芭蕾舞艺术的发展,已经从童年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更为有意义的是,中国“白天鹅”的腾飞,如果从开办舞蹈教员训练班算起,仅仅经历了第四个春天,这种飞速发展的速度,在世界芭蕾舞发展史册上可谓罕见。
《天鹅湖》是在苏联专家彼. 安. 古雪夫指导下搬上中国舞台的,演出的版本第二、四幕属于一八九五年俄罗斯编导伊万诺夫和彼季帕的版本和风格,序、一、三幕和尾声是布尔梅斯捷尔的版本,有些部分古雪夫作了新的处理。为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风格,同时也为了培养中国的编导和教师,古雪夫特意组织了李承祥、王世琦、栗承廉、张旭和邬福康等参加该剧舞蹈片断的编导和排练,舞美想象齐牧冬,《天鹅湖》主要演员白淑湘、高醇英、张婉昭、刘庆棠、孙正廷、吴诸捷、李承祥、陈伦、张纯增、林泱泱。《天鹅湖》首演获得极大成功,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就鼓舞了北京舞蹈学校的师生以及中国的芭蕾舞艺术工作者,向芭蕾舞艺术的更深层次拓展。
出于中苏两国芭蕾舞艺术家合作友谊,以及古雪夫专家对年轻的中国芭蕾舞艺术工作者勤奋好学、执着追求的精神所感动,继《天鹅湖》之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O年又连续排演了《海侠》、《吉赛尔》两部传统芭蕾舞剧。前者以剧情曲折,气魄磅礴,登场人物繁多而独具特色;后者以浪漫主义虚幻色彩为风格,两部舞剧都在几个月内完成,为中国的艺坛百花园增添异彩。同时也造就了一批颇具才华的芭蕾舞演员,为芭蕾舞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基础。
被称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芭蕾舞女演员白淑湘,由于她成功地塑造了奥杰塔的形象,并在多部大型芭蕾舞剧中担任女主角,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化的印象,很多关于她努力练功的佳话广泛流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美。以白淑湘为代表的一支年轻的芭蕾舞演员队伍不断成长。他们在舞台上以芭蕾形式征服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逐渐使芭蕾舞这门外来艺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扎根。这支演员队伍的主力还有扮演《海侠》中的男主角刘庆棠、吴诸捷,女主角张婉昭;扮演《吉赛尔》中的女主角钟润良,男主角孙正廷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性芭蕾舞团──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诞生。她承担繁荣中国芭蕾舞艺术,并配合舞校教学实习演出和培养演员的任务。首任团主任肖慎。
不久,上海也于一九六O年成立第二所中等专业舞蹈学校──上海舞蹈学校。她推动和加快了中国芭蕾舞事业的发展,开创了南北齐步并进的新局面。
六十年代初,中国首次派往苏联国立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留学的高材生蒋祖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在天津歌舞剧院编导了她的毕业实习作品《西班牙女儿》,并于一九六一年在天津首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亲热的鼓励和赞扬。
《西班牙女儿》是根据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洛贝. 德维加的闻名诗剧《羊泉村》改编,并采用了原作曲格里爱尔的音乐,表现十五世纪末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奋起抵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编导在这部处女作中,探索用芭蕾舞反映普通劳动者的革命精神,为她以后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赴苏联学习芭蕾舞编导的留学生王希贤,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联国立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归国后,于一九六二年在北京舞蹈学院实验芭蕾舞团排练与演出了他的实习作品──俄罗斯古典芭蕾名剧《泪泉》。这是根据闻名诗人普希金的长诗所改编的舞剧。它以精确独特的芭蕾语汇成功地刻画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波兰公主玛利亚,鞑靼国王和王妃列玛,并以强烈的戏剧色彩、浓郁的民族风味和精美的个性舞蹈而闻名于世。通过这部作品的排演实践,在芭蕾舞的戏剧结构、人物塑造以及如何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等方面,都使年轻的中国编创人员受到教益,从而进一步吸收俄罗斯学派的精华。
一九六三年蒋祖慧回到专业的芭蕾舞团,排练演出了大型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该剧的排演不仅为中国观众奉献一部雨果名作,同时还在各方面配合下,发现和培养了芭蕾舞的人才,男主角武兆宁便从扮演《巴》剧中起步,而成为中国芭蕾舞坛这一时期的男性主要演员。
《西班牙女儿》、《泪泉》和《巴黎圣母院》三部出自中国留学生之手的外国芭蕾舞剧问世,是把理论学习与芭蕾舞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由外国专家亲临现场指导和编排中国舞台上的芭蕾舞剧,转为中国人自己驾驭中国芭蕾舞台的过渡。中国专家逐渐代替了外国专家。由于经验的不断积累,编、导、演、音乐、舞美多方的通力合作,为建立完整的中国芭蕾舞阵容奠定了基础,因之也为创造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中国芭蕾舞剧,准备了条件。
《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在中国芭蕾舞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们是“洋为中用”更深层次的实践,以其独有的中国特色自立于世界芭蕾艺术之林。集体智慧弥补了经验不足,使芭蕾中国化的探索,起点较高,起步很快。与其它舞蹈、舞剧作品的命运不同,这两部作品在“文革”中,被定为“样板戏”——是当时为数极少获准演出的两部舞剧。经受了工夫与社会的检验,《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依然葆有其艺术生命力。这两部作品都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文艺复苏期在芭蕾领域中的表现,首先是恢复西方芭蕾经典保留剧目的演出,使长期只见1“红”1“白”的广大观众,在久违多彩的芭蕾艺术之后,掀起了一阵《天鹅湖》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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