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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考古，在漆黑水底寻宝 2011-07-11
5月22日，“南澳1号”明代古沉船发现大量瓷器（视频截图）。新华社发（朱引炜 摄）
崔勇在水下绘图
水下考古人员在分辨散落于海底的瓷器、瓷片
崔勇出水
古沉船遗址凝聚物
崔勇（左）和同事在研究“南澳Ⅰ号”文物 施用和/摄
崔勇在研究“南澳Ⅰ号”文物施用和/摄
崔勇在做水下录像
崔勇与有“水下考古之父”之称的美国教授乔治·巴斯夫妇合影
□李小骥
“2010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6月9日公布，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入选，这是水下项目首次进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标志中国水下考古取得巨大进步。
目前，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不足百名。中国水下考古从1986年起步迄今，一直未中断潜水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位，便是广东的崔勇。在二十多年的水下考古生活中，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南澳I号”水下考古领队崔勇，潜过南海、渤海、东海、黄海，参与过国内几乎所有重大水下考古发掘。
克服水深、流急，发掘“南澳Ⅰ号”
明万历年间淹没的“南澳Ⅰ号”，载有瓷器数万件，船体保存较好，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艘明晚期商贸船。由中国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手发掘，被称为“2010年国家水下考古一号工程”。
此前的2007年，崔勇曾参与对“南澳Ⅰ号”的试发掘，当时就已发现遗址一带水深、流急；由于水下暗礁较多，无法像发掘“南海Ⅰ号”那样采用沉箱整体出水。因此，只能采用传统的潜水打捞方法。
“南澳Ⅰ号”所在海疆，最深处27米左右；我国的水下考古尚未有在这么深的水下作业的记录。同时，此处流速较急。人穿着脚蹼、背负空气瓶下水后，泳速如果低于流速，就会被湍急的水流冲走，无法返回工作船；泳速如果与流速相同，人就会前进不得，同样无法返回工作船……崔勇明白，首先要克服水深、流急这两道难关，发掘才能顺利进行。
经过实地测试，崔勇制定了有关作业规程。去年4月6日，由全国各地汇拢的20多名水下考古队员随崔勇登上南澳岛，发掘正式开始。
经流速计测试，发现“南澳Ⅰ号”海区的流速最高时为每秒两米，而人的泳速一般是每秒一米；因此崔勇决定，流速降至每秒0．6米以下时才下水（因背负装具，泳速受到影响）。为确保安全，队员每次下水以前，崔勇都要站在一旁监督他们佩戴潜水装具，反复提醒注意事项。他们下水后，还安排两名应急队员趴在舷边观察水面情况；发现异常，赶紧下水救助。
每天，崔勇要根据《潮汐表》制定潜水方案。因为作业工夫与潮汐有重要关系。涨潮至最高潮位时，叫“高平潮”；落潮至最低潮位时，叫“低平潮”。所谓“平潮”，即潮水呈现暂时静止状态。水下考古队员应在“平潮”时下水。
“平潮”时，水下较清澈，能见度较好，便于绘图、拍照、摄像及采集文物。工作一段工夫后，水被搅混，能见度变差，他们便转为清理遗址上的淤泥。受气瓶容量所限，每次在水下只能停留半小时，工夫一到赶紧上水。上水速度，按潜水规程要求，每分钟不能超过18米，上升至距水面3米时，还要再停留数分钟才出水。这样，才能防止患上“减压病”。
4个月的发掘有条不紊地进行。顺利完成了对遗址的测绘、拍摄，采集青花瓷器上万件。瓷器出水后，先用淡水浸泡。定期换水，直到盐分全部析出。然后让瓷器在衡温衡湿的环境里，缓缓挥发尽水分（水分若挥发太快，瓷器轻易干裂）。
对“南澳Ⅰ号”的发掘受到普遍关注。今年4月23日，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启动，至今，取得了重大进展，大量完整器物和精品、新品文物出水，沉船船体结构也进一步明白。
接受潜水培训，成为首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1987年，古沉船“南海Ⅰ号”被发现的消息震惊考古界。第二年3月，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的崔勇接到通知，让他去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学习，为参加水下考古作准备。至于选中崔勇的缘由，除了年轻、身体好、会游泳之外，也和他多年研究古瓷器有关。利用所载瓷器判断古沉船年代，既便捷又准确。 广州潜水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潜水学校。和崔勇一起学习的8位考古工作者，都是由全国各地文博单位选送来的。
最初的潜水训练从一个两米多深的游泳池开始。一段工夫之后，改在潜水塔进行。直径6米的潜水塔盛满水，深度分别为3米、6米和12米。最后的训练场地在流溪河水库，最深处逾40米。崔勇的潜水服又破又旧，下潜不久就绽开了，渗入的河水冰冷刺骨。越往下潜，附近越暗；超过40米时，乌黑一片……
两个月后大家如期毕业。我国首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诞生。
1989年6月，有英国人租借了新加坡籍探测船，开到南海找寻有记载的一条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崔勇随船前往。其任务是，凡探测船发现的古沉船，都要先由他下水过目。如沉船是中国的，绝对不答应打捞。
探测船四下转悠，终于发现了一条沉船。崔勇穿戴好装具，当心翼翼地与广州救捞局的一名潜水员下了水。这是崔勇从潜水学校毕业后首次独立作业，快乐的同时还有些惶恐。但是，伴着身体慢慢下移，心情慢慢平静。待潜到23米时，已一点也不害怕了。他明白地看到了海底的沉船，也看到了船舱里的一只解放鞋———探测船发现的是一条当代沉船，没有打捞价值。不久，在海上飘荡了20多天的探测船调头返航。
这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在青岛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崔勇参加了，系统学习了水下考古专业知识，如发掘方法、立体摄影、海上定位、海上救援、海上搜寻等。毕业前，和众学员一起考取了澳大利亚颁发的国际潜水员证照和潜水员教练初级证书。
从此，崔勇正式跨进水下考古的“门槛”。
能见度低，他为何能飞快发现文物？
崔勇身体粗壮，皮肤粗糙、黝黑，那是长年海水浸、海风吹的结果。他不爱说话，不善辞令，以至带些腼腆，衣着也不讲究。当他挽起裤脚、穿着拖鞋出现在码头上时，外表和那些普通渔民没两样。但实际上，他是个“内秀”的人。
2001年4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和福州市考古队等单位组成的水下考古队来到阳江市东平镇，寻找14年前发现的古沉船“南海Ⅰ号”。崔勇是队员之一。
古沉船遗址周围能见度为零。14年前确定遗址的依据，是当时在海底触摸到的一块凝聚物和捞起的一块瓷片、一方船板。可是，如今再根据当年的工作记录下水寻找，却找不到它了！经过20多天的反复探摸，仍一无所获。眼看原定30天的调查工夫就要到期限了，大家特别着急，以至怀疑地点“是不是搞错了”……
这天，水下考古工作船由海上返回，驶入东平镇渔港停泊。抛锚前，水手循例要清理铁锚。崔勇观察锚爪上挂着一团破渔网，灵机一动，取来翻看，见里边裹着很多碎瓷片。他认为，捕鱼的拖网在海底被古沉船形成的凝聚物挂住，渔民只好将网割掉丢弃，淤泥又慢慢将网掩埋。工作船在海上抛锚，铁锚钩住淤泥，也钩住了破渔网。起锚时，破渔网被带出水；网里的碎瓷片正是来自凝聚物！崔勇由此推断：“南海Ⅰ号”就在工作船停泊位置的水下。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不信。崔勇下水探摸，在水深23米的海底，果然找到了凸起的“南海Ⅰ号”遗址！原来，当年的工作记录有偏差。
2001年5月，崔勇参与了云南抚仙湖的水下考古。抚仙湖湖底有“疑似”古代村落。当时，中心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崔勇手持摄像机，在水下边走边拍，影像当即被传至停在湖岸的转播车。当他轻手轻脚经过一块铺满各种水下生物的、褐色的“礁石”时，觉得有些异样，便上前揭开“礁石”上厚厚的附着物，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只陶釜。出水后再鉴定，这只陶釜属于东汉时期，它是抚仙湖水下考古获得的唯一一件文物。而在此之前的几年工夫，当地一位潜水爱好者曾多次下湖探摸，却一直未能发现有文物价值的器物。
……
水下考古现场能见度较低，崔勇却往往能比别人更快发现文物。对此，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运气好”。可是，为什么运气总是“眷顾”他呢？
其实，真正原因在于他观察得比别人更细、在暗淡无光的水底世界比别人更冷静。他说，自己是个“水下状态良好”的人。很多人潜到水底后，往往因心慌而动作较大，把水搅混，使能见度更差。而崔勇在水下特别冷静，动作缓慢，尽量不搅动水流，能见度较好，自然会比别人更易发现文物了！
水下绘图，用的是普通铅笔
水下考古与田野考古原理相同，只是由于前者在水下，所以采用的方法、材料会比较特别。比如两者都离不开的“探方”，田野考古是在地面掘坑，水下考古则是在水下横竖拉绳，组成一个个方框置于遗址之上（这叫“软式探方”），或是将不锈钢制作的、带有一个个方格的框架放上遗址（这叫“硬式探方”）。又如，同是绘图，水下用的是普通铅笔，“纸”是塑料的，写错了可以用橡皮擦掉。
风险太大，保险公司不受理保险
对考古人员来说，“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一穿上潜水装具，就要接受安全规范约束。比如，电影、电视上常有身着潜水衣、背负气瓶的潜水员下水的镜头：有的是后滚翻下水，有的是跨步下水。采用哪种姿式个中有讲究。如果工作平台（或工作船）距水面较近，可以向后翻个跟头入水。但是，如果工作台距水面较远，则不宜采用这种姿式。因为由于距离远，入水时冲击猛烈，会令气瓶撞上潜水员后脑勺，发生危险。
潜水时，基本3人一组。两人下水，一人充当应急潜水员。下水的两人，入水后还要冒出水面，向应急潜水员做个表示“一切正常”的手势（譬如拇指食指合在一起作“ＯＫ”状），然后才下潜。应急潜水员待在船上，虽不下水，也要穿着潜水衣、背着气瓶。他的任务是观察下潜伙伴的动静，出现安全问题时及时相助。
下水前，先用仪器确定沉船位置。然后在该位置投下拴有重物的入水绳。潜水员缘绳下潜，再将入水绳绑在沉船或插于海底的钢钎上。使其成为导向绳。可不能小看这条绳索，在乌黑冰冷的海底，它就像人行道上的“盲道”；水下考古队员扶着绳子行动，顺着绳子出水。如果脱离了搜索绳，就可能远离沉船，陷入危险……
下潜后，且不说可能遭遇溺水、水母蜇伤等危险，人在海底，身体基本悬浮在水中，每个动作都会有反作用力；不当心用力过大，就会远远漂离。
水下世界也并非像电影展示的那般浪漫幸福。人透过潜水镜，若能看到10多米之外的物体，能见度已算很好的了；有的水域，没有一丝光芒，意志薄弱者根本不敢久留。有科学家研究发现，每下潜10米，受水压等因素的影响，人就相当于喝了一杯酒，会有晕乎乎的感觉；“醉潜”若超过肯定深度，轻易造成反应迟缓，判断失误……所以，保险公司是不向水下考古人员出售保险的；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可以生两胎。
难度再高，“安全”回归也有绝招
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水下考古20余年，除了健康的体魄，也和崔勇严格遵守安全规范、善于思考有关。
下潜后，若找不到自己工作船停泊的位置，极易发生危险。崔勇练出了在能见度较好的水区利用礁石“引路”的本事。
普通人往往很难看出礁石之间的差别，可是在崔勇眼里，它们每块都不一样；仿佛跟人一样，有性别、年龄、体形方面的区别。
他直线游一段，记住迎面礁石的特征连续游，边游边回头望；望不到时再找第二块，还是记住其特征连续游，边游边回头望……就这样，不断记住礁石的特征。返回时也是游直线，陆续找到第四、第三、第二及第一块礁石，于是顺利返回工作船。
1992年12月，崔勇参与了对新会崖门古海战场的探摸。那里不但水流湍急，而且水下乌黑如墨。一天，作业时适逢涨潮。崔勇见海水翻滚着涌向出海口，而要探摸的目标和水流是逆方向的。于是，抓着绳索潜至水下后，逆着水流朝前游。可是，直到绳索扯到尽头，也没能游到目标。眼看气瓶就要空了，只好出水，他这才发现，自己刚才竟是反方向游的；越游，离目标越远。他一直认为自己“方向感很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失误？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广州后，赶紧去请教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钟晋梁教授。
钟教授告诉崔勇，潭江和西江均为淡水，两江在崖门古海战场汇合，一起流入黄茅海。涨潮时，海水倒灌。海水是咸水，其比重要重于淡水。于是，淡水在上层，不断往外涌；海水在下层，迅猛朝里灌。学术上，这叫做“异重流现象”。
崔勇恍然大悟。下水前在水面所见到的水流，的确与目标是逆方向的。可是，潜至水下后，他其实已置身于倒灌的海水之中了。他并不明白海水正在流向目标，还以为目标在逆水流方向。本应顺着海水游，他却逆着海水游，当然是“南辕北辙”，白费力气了！从此，崔勇的水下考古经验又添了一条。
水下考古，既辛苦又带有危险性，崔勇却甘愿为之奉献自己一生最幸福的光阴。是什么在吸引着他？
对笔者的好奇，崔勇微微一笑，黝黑的皮肤把牙齿衬得更白了：“在陆地，一点点挖，挖上十天半月，才得到几件东西。搞水下考古，一出就是一大堆有文物价值的东西。很有成就感！”
“再说，潜水是我的爱好，考古是我的职业。爱好能和职业结合，是一种幸运。”
“南澳Ⅰ号”是“201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论坛六大发现”之一。今年1月11日，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中国社科院论坛”上，崔勇介绍了“南澳Ⅰ号”的发掘情况，专家们认为，“南澳Ⅰ号”的成功发掘，使其成为“水下考古原地发掘的标志性项目”。今年6月，“南澳I号”入选 “2010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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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已有水下考古
19世纪30年代，因为潜水面罩的问世，人类向水底世界跨出了重大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人发明了“水肺”，解决了10米以下的水下呼吸问题，考古学者终于挣脱了对职业潜水员的依赖。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疆的沉船遗址进行发掘，陆地考古的方法延伸到水下。
中国的水下考古是被逼出来的。1984年5月，英国“职业捞宝人”哈彻用了10周工夫探测到一艘沉船，打捞出15万件中国瓷器。这些精美的中国瓷器被摆到了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完成了2000万美元的成交金额。中国人空手而归。1985年4月，一份《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引起了中心、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1987年底，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诞生。
2007年“南海Ⅰ号”整体浮出水面，世界首创的整体打捞古沉船方式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李小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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