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我国电子废弃物产生的速度十分惊人。据201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每年生产超过230万吨电子垃圾，仅次于美国的300万吨；到2020年，我国的废旧电脑将比2007年翻一番到两番，废弃手机将增长7倍。电子废弃物在回收及综合利用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着污染环境和损害人体健康的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由于国家推进“绿色照明”工程，我国第一批财政补贴推广中上市的上亿只老旧节能灯正进入集中报废期，且未来每年消费量将超过10亿只。老旧节能灯因为含有汞、铅等有毒有害元素，被专家称为是仅次于废电池的第二大生活垃圾“汞污染源”，与之相对，我国节能灯回收处理体系却非常“幼稚”，如处置不当，污染风险不容忽视。
集中报废威胁环境
2008年国家启动“绿色照明”工程，城乡居民购买使用中标企业节能灯由财政补贴50%，企事业单位等大宗用户购买补贴30%。此外，还通过实施“‘光明行’公益工程”向边远山区捐献。
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各地节能灯推广非常迅速。如湖南省长沙市2008年至2011年共推广高效照明节能灯360万支，其中2011年推广161万支，为湖南省发改委下达任务的2.3倍。
专家称，考虑到首批上市的节能灯使用寿命一般为3年，据此判断第一批财政补贴推广中上市的上亿只节能灯正进入集中报废期。
长沙市两型办主任吴德峰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节能灯比普通白炽灯节电80%，全市推广360万支节能灯，年节电约1.79亿度，减排二氧化碳17.1万吨。而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家“绿色照明”工程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向全国推广高效照明产品1.5亿只，一年可累计节电290亿千瓦时，少排放二氧化碳2900万吨、二氧化硫29万吨。
在长沙、北京等地沃尔玛、家乐福等超市，节能灯琳琅满目。在一些国际品牌的包装盒里，有张被折成小方块的说明书。在这张纸片背面或者一角，附有一张有毒有害物质和元素表，显示节能灯毛管、灯头、镇流器、塑料件四大构成部分不同程度存在铅、汞、多溴联苯等有毒有害元素。按照信息产业部发布的《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有的螺旋形电子节能灯毛管中的铅、汞，镇流器中的铅，塑料件中的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超标；而有的节能灯则在毛管、灯头、镇流器全部铅超标，毛管中汞超标。
长沙市两型办综合处介绍，相关研究表明，废旧节能灯特别是老式荧光管中汞含量平均约0.5毫克，仅够沾满一个圆珠笔尖。但若渗入地下后，足以污染约180吨水及周围土壤。此外，废弃的节能灯管破碎后，瞬时可使周围空气中的汞浓度严重超标。一旦进入人体，可能破坏人的中枢神经。
有业界专家认为，随着白炽灯逐步消亡，我国年消费量可达10多亿只。虽然近年来技术不断进步，节能灯汞污染等问题大大减轻。但就早期生产的节能灯来看，很多产品因为当初的工艺技术比较落后，汞污染等问题比较突出。
回收渠道匮乏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管理系主任靳敏说，推广节能灯实现了节能减排，但“用起来很节能、收回去没渠道”已成当今电子废弃物突出问题之一。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北京、武汉等地走访，发现无论是超市还是废品回收站，废旧节能灯“白给也不要”。北京一家灯饰店老板说，曾有企业搞公益回收，却被人认为要把节能灯收去翻新再卖。节能灯回收箱要垫海绵，运输得小心翼翼，搞回收纯粹“赔本儿赚吆喝”！
一家照明企业业务经理说，在中部一些大城市社区开展的公益活动，往往半天也收不回几只节能灯，而垃圾桶、垃圾站里混在杂物中的废旧节能灯时常可见，被当成普通生活垃圾被送填埋瞅焚烧处理。无奈，活动组织者只好告诫居民不能将废旧节能灯敲破，不能给孝玩，套个塑料袋再扔。
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拥有一套年处理废旧节能灯1700吨进口装置，在国内非常罕见。在这类处理线上，佩戴防护装备工作人员把废旧节能灯送进处理设备后，经粉碎、汞吸收等工序回收。据了解，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严重“吃不饱”，主要靠一些机关单位送点废旧灯管过来。
需多管齐下
长沙市再生资源协会秘书长周儆提供的资料显示，与中国“一扔了之”相比，日本、欧美、台湾地区废旧节能灯回收率达80%以上。周儆等人赴台湾考察看到，“中国电器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中台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了一个制造、销售和回收废弃照明光源循环体系，汞、荧光粉、玻璃的回收利用率分别达100%、60%和30%。在地方公告应回收项目(照明光源类)管理基金补贴下，“中国电器”处理社区上缴废灯管生产线保持着正常负荷运行。
相关专家结合海外经验，建议未来推进废弃节能灯回收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大力宣传废节能灯不能“一扔了之”。虽然节能灯2008年就被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社会至今仍只知其节能之利、不知污染之害。为此，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节能灯作为“危废”严禁随意丢弃和非法处理的社会共识。
二是强化生产者环境责任。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属于行业性推荐标准没有强制力，为此可探索率先在节能灯这类“危废”电子产品领域率先建立强制性行业标准切实降低污染，同时要求厂商在广告、产品包装、销售现场醒目警示污染风险。
三是加大财政介入力度。从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经验看，废旧节能灯回收有销售市尝社区和民间环保组织三种渠道。鉴于节能灯易碎、资源回收利用价值低且处理成本高，国家应将其回收利用纳入财政支持范畴。要制定实施细则扶持社区、企业、环保公益组织设立固定回收点；对居民上缴废灯给予物质鼓励；把节能灯推广财政补贴与中标单位建立回收机制相挂钩；对企业和中心城市在合理规划范畴内建立无害化处理中心，给予财税扶持。
泛滥成灾 充电器变身“环境杀手”
在深圳工作的仰双全家有一个专门摆放各类充电器的储物盒。其中，仅手机充电器就有6个，它们接口互不相同：自己使用的iPhone特有的30针dock接口和诺基亚常用的细口，女朋友的三星手机是Micro-USB接口，还有一部闲置的联想功能性手机使用的是mini-USB接口，另外两个充电器是过去使用的手机或丢了或坏了而闲置下来的，一个诺基亚粗口的和一个索爱手机的。
据介绍，手机充电器主要分为线充和座充两种，而以线充的充电接口作区分，目前，市面上存在的充电器多达30多种，如今仍常用的约12种，即使接口相同，电压和电流可能还不同，实际种类就更多了。
工信部今年3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手机用户已突破10亿户。以每个用户平均3年更换一次手机的频率计算，每年被替代的手机将达3.3亿部。这也意味着，每年闲置出来的手机充电器超过3亿个。
与手机充电器同样“泛滥”的还有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据业内权威的市场研究机构最新数据，2012年全球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出货量达3.3亿台。
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从事PC销售6年的陈淙淙介绍说，市面上主流的联想、惠普、索尼、戴尔等品牌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基本上不能通用，它们接口各异，更重要的是，电压和电流不同，一般情况下联想thinkpad的输入电压是20V，戴尔有19.5V也有20V，惠普一般是18.5V，索尼则是19.5V。
即使同一品牌，也因为配置不同，电源适配器的电压和电流也大小各异。
国际电联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一部手机充电器的材料重量约占手机和充电器总重量的20%-30%。这意味着，废旧手机充电器中所含有的贵金属和可再生资源的数量相当可观。
陈淙淙说，且不说充电器泛滥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对个人消费者而言，这也是巨大的浪费。目前，一部手机充电器的价格约在50元至150元不等，而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就高达四五百元。以手机充电器为例，按每年被替代3.3亿个计算，也就相当于消费者的财产损失最多达500亿元。若每个充电器约30g，那么就意味着一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近万吨，并因此产生300万吨温室气体。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适宇说，尽管人们对电子垃圾对水体和土壤，进而对人体的危害已经有所认知，但充电器的危害却往往被忽略。和大多数电子垃圾的成分类似，废旧充电器中也含有汞、镉、铅等重金属和废塑料，它们都是水体和土壤污染的主要杀手。
以色列国家环保部最新研究表明，长时间与充电器接触，易增加罹患癌症风险。负责该项研究的科学家说，因夜晚休息时人体不会分泌可减轻辐射线危害的黑色激素，若卧室甚至床头旁放着充电器，最容易对人体造成危害。若未保持半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手机专用的充电器等所散发的辐射，将使人体如同暴露在高压电源线底下。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于志强表示，尽管相关研究还未能完全获得临床验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手机充电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等含有变压器的电子垃圾辐射超过了电脑和手机本身，应及时处理。正因为其危害在现阶段不能完全清楚知晓，加上越来越庞大的数量，这一潜在的风险更加不容忽视。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广州、北京等采访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不知如何处置闲置充电器的烦恼”：新旧经常弄混，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常分不开哪个充电器是自己的。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深圳华强北电子城及北京中关村等电子产品集中地，与目前废旧手机回收相比，充电器的回收明显滞后，不可能与手机一起进入二手市瞅废旧市场被再利用。
专家建议，尽快修改充电器国标以实现充电器标准的完全统一，并通过实施“机充分离”，减少重复生产和消费。
无处可送 废旧电池回收处境尴尬
辽宁省沈阳市梅江东社区的张慧梅热心环保事业，3年时间回收了近500千克的废旧电池，却面临无处可送的境地。长沙市人民中路长鑫花园小区秦秦小朋友从电动玩具、遥控器等小家电中攒了3公斤废电池，也不知往哪送。
电子产品普及的同时，作为电子产品必备配件的电池也快速增长，年报废量已达95万吨。电池中含有铅、铜、锂、锌、锰、镉、镍和钴等金属，具有较高回收价值。但是，在我国，废旧电池回收潜力巨大却遭遇尴尬。
专家指出，经过二十余年努力，回收废旧电池的环保观念已经被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个人热心无处可送，企业回收独木难支。目前许多地方的政策都是“不鼓励不反对”，这容易挫伤社会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也让电池回收处于尴尬境地。为环保考虑，如果把这种闲散的民间回收行为变成系统的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会参与的行为，电池良性循环就能实现。
电池集中回收与否一直存在争论。一派观点认为，按国家要求，现在禁止生产汞含量大于电池重量0.0001%碱性锌锰电池，干电池基本实现无汞；日常生活产生的废镍镉、氧化汞电池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可分散与生活垃圾一并处理，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现行条件不鼓励集中收集处理。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2003年10月9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原建设部、科学技术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下简称《技术政策》)。其中指出：“废一次电池的回收，应由回收责任单位审慎地开展。目前，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不鼓励集中收集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要求的废一次电池。”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毛达却认为，这一规定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环保官员往往将之模糊地转述为“国家已经不鼓励收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电池”，并以此回应公众的疑惑。但是，他们在表达此观点的时候，往往不会提及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着的一些危险性废电池(如含汞扣式电池、含镉充电电池)应该如何处置。
根据《技术政策》要求，我国2005年1月1日起停止生产含汞量大于0.0001%的碱性锌锰电池。目前，我国电池的用汞量呈逐步降低的趋势。但是，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程和发研究员的研究表明，从1995年至2009年，中国电池产业的用汞量已从每年582.4吨降至140吨。废电池的含汞量大幅下降，但仍占生活垃圾含汞总量的54%，仍是我国含汞最多的生活垃圾。
有业内人士指出，干电池基本无汞是理想状态，虽然大电池企业生产的电池目前都做到了低汞化或无汞化，但大量小企业生产的电池还存在高汞现象，许多假冒伪劣低价一次干电池的含汞量也可能超过国家标准。
毛达认为，无汞化或低汞化政策不足以控制废电池重金属污染。目前，大量含汞纽扣式电池和低汞一次干电池仍然被大量生产或使用。镍镉电池产量仍达4亿只，存在类似汞的镉污染风险。考虑到我国混合垃圾的末端处置场所，如垃圾填埋惩焚烧厂的污染防治还处在不高的水平，将废电池所含的有害物质集中留到末端进行治理，风险很高。
专家指出，经过多年环保观念培育和技术进步，我国应当与时俱进，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健全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和相关法规，支持行业发展，开发城市矿山，变废为宝。
第一现长科学发展基层行
触目惊心 非法拆解加剧电子垃圾污染
经一位走街串巷的“破烂王”指点，《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距中关村不远的海淀区石板房南路一侧，找到了一个十分繁忙的收购、翻新、销售旧家电的市常大门一侧空地上，有位女店主戴着手套将浸透了化学清洗剂的卫生纸，像女士敷面膜一样紧紧贴在旧的分体空调室内机上，晒干后将“面膜”一揭，空调塑料壳立即变得光鲜如新。弥漫着一股塑料味和化学药剂味儿的市场里，旧家电垛成的“小山”间，有不少出租房屋、开小旅店的人光顾。
而在北京华新绿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厂区，记者看到，停止运转的生产线上只有几名工人在做维护保养。这还是目前北京市唯一列入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王建明说，由于国家“基金补贴”运行细则尚未出台，公司的家电拆解线暂时停产。据了解，北京市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旧电器总量约600万台(套)，而公司去年业务最高峰期“四机一脑”拆解量只有180万台，大量电子废弃物流向了二手市惩“作坊拆解”。
在长沙、武汉等城市，二手电器市场都很“火”。店主和雇工们在此用改锥、钳子等工具先敲敲打打拆解，从散乱的零部件中选取有使用价值的组装“二手电器”。无法修复的破机壳、锈喇叭、断裂电源线、破损线路板等，有的扔掉或付之一炬，有的销往“下游”。
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拥有5000多个家庭拆解作坊、超过10万人从业，是国内外电子垃圾的“下游终点”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6月在当地采访时，发现这里的部分河沟水黑如墨，空气中不时弥漫着酸腐或者塑料烧焦的味道。镇里到处是电子垃圾回收站和挂着各式各样招牌的废旧电子配件店铺，路上满是大絮车满载废旧电子物品穿行。贵屿镇村民李伟明说，20多年来，拆解电子垃圾为常年内涝的贵屿人解决了生计问题，很多人还借此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
在贵屿镇一个小作坊，记者见识了当地盛行的“王水酸洗法”：仅有手套和口罩防护的工人们把芯片、电路板等浸泡在不同的强酸溶液中，“洗”出包括黄金、白银等在内的各种金属，但也产生直排大海的大量含重金属、有毒化学物质的废水，挥发大量直接排入空中的有毒气体。在这里，还有人用火烤线路板、用火烧电线电缆。一天跑下来，人会变得“灰头土脸”，白天吸入鼻孔的大量酸臭味儿让人连喝水都感到恶心。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贵屿镇2006年便开始筹备建设循环经济园区治理污染。但时至今年6月，规划为循环经济园区的土地仍然空空如也。当地群众称6年来看了两次所谓“奠基开工”，但园区就是没建成。
在国内一些“非法拆解”泛滥之地，总有人诉苦说，小作坊多如牛毛且很隐蔽，而政府负责监管的只有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但从台州、肇庆等地实践看，地方和监管部门靠从如下层面入手治住了“小拆解”：
一是要构建“环境保护网格化管理体系”。围绕治理目标，基层组织中村居(社区)层面，可推行环保联络员制度；在乡镇(街道)乃至区县(市)层面，则要明确各级行政一把手是辖区环境质量管理第一责任人，订出年度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二是要用联动机制破除“九龙治水”。要以环境整治协调机构为主体，统一指挥并令行禁止。
三是制度设计要健全。这既要培育好新兴产业吸纳人员转岗就业，更要围绕长效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减排工作目标责任、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考核办法、联合执法和案件移送制度、环境违法企业停水停电制度、绿色信贷管理办法、信用评级制度、环境信息互联互通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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