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曾仕强提出“中国式管理模式”，多年来在管理学界也算是声名显赫。机场候机厅里，常常能够看到他在电视屏幕上激扬文字。听说一些陶企也采纳过他的思想作为培训教材。结合中华复兴的宏大命题，“中国式管理”的提出仿佛恰逢其时，迎合某些民族主义者亢奋的情绪。但我以为，所谓“中国式管理”，只是一套与现代社会不兼容的操作系统，只是一次“中体西用”当代版的借尸还魂。
曾仕强的观点是，中国式管理，核心特征是人情，是人情治理企业的样板；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人的尊重，中国式管理核心是“修己-安人”。来自儒家“修齐治平”的渊薮，这是中国式管理的精要，也是得以立足的基础。但恰恰也是致命的硬伤，因为儒学的基础，乃至国学的基础，都不见了。儒学是立足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由家族血缘关系缔造的“熟人社会”之上，因此才有“家国同构”的政治实践以及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而现代社会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那种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彻底破产，“鸡犬相闻”的古典生活宣告终结，人们自由迁徙，人口流动频繁，学习、生活、工作、娱乐，大多是在素昧平生的环境下开展。这是中国社会在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所以说，传统与现代的语境已经改天换地，这种思想的嫁接术只像是在汽车外壳改装成一顶花轿的造型。
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企业用人也是五湖四海。即便是有亲戚、老乡的小群体，但不会占到很大比例。事实上，就是这比例不高的、以血缘或乡土为纽带的团体，也存在众多弊端，极易发展成为“团伙主义”，以团伙的力量谋求不应当的利益。“中国式管理”通常流于潜规则，权谋、算计、帮派、黑箱、内幕，是少不了的题中之义。看看中国历代的政治黑幕，就明白“中国式管理”的精要了。再看看历朝历代，往往开国之君不错，后代每况愈下，就明白这是一套不具有可延续性、可重复性的操作系统。
我读过“中国式管理”的一些书，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令人喷饭。比如作者把管理中的五个要素资源、能力、意愿、机制、环境来比对五行中的金、水、木、火、土。乍一看似乎有理，细推敲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五行是相生相克的，反映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而管理的要素只不过是一张桌子的四条腿。金能生水，但资源跟能力是什么关系？传统文化只是一层华丽丽的包皮，裹着的还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但如此牵强附会的理论模式，只是一出虚构叙事，搭建的是一座徒劳无益的空中楼阁。
说白了，“中国式管理”的忽悠，体现在它不具有现代管理意识。看看美国与日本的管理理念吧。美国式管理是以“法”为重心的管理，强调个人价值，强调沿革的制度，理性决策技术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日本式管理是以“理念”为主的管理，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上下协商的决策制度，员工对组织忠诚与组织对社会负责。
“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都是现代管理体系下的分支。而“中国式管理”，纯粹是一种臆想，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实际。如果用传统思想来套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那是一种包装策略，做做花架子也就算了，如果当成一门正儿八经的学科，那就瞎扯。
并非说“中国式管理”的“人情”，不值得提倡，而是说，“人情”应当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之下来体现。按照通常的经验来看，人情，只会降低了企业管理效益，增加企业管理负担。现代企业管理，实际上需要只是遵循一种简单而普世的商业逻辑，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和利益机制，以及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只有基于此，才是企业的长治久安之法，并可以传承。
我也特别想对企业管理者说，先建制度，再谈人情。先效法美国式管理，再研究中国式方法。不要以人情来治理企业，不要以人情来对待员工。这个时代的特征，不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是“滴水之恩，滴水相报”。企业需要回到最本质的利益思维上来，回到商业法则上来，实在的，只有中国式权谋，没有中国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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