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公约），于1973年6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所签署，1975年7月正式生效。该公约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可归类成三项附录，附录一的物种为若再进行国际贸易会导致灭绝的动植物，明白规定禁止其国际性的交易；附录二的物种则为目前无灭绝危机，管制其国际贸易的物种，若仍面临贸易压力，族群量继续降低，则将其升级入附录一；附录三是各国视其国内需要，区域性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
今年3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公约）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在泰国首都曼谷开幕，来自177个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大会公布了新的附录修订名单，交趾黄檀、中美洲黄檀、微凹黄檀、伯利兹黄檀和卢氏黑黄檀由附录III被列至附录II。至此，“红木国标”中的7种树种被列入CITES公约的附录I和附录II，这些树种均须有进出口许可证或者再出口证明书，方可进行国际贸易。
今年6月，新修订的“CITES公约”正式生效，随着稀缺木材被限制进出口，国内红木原料价格上涨，企业压力也开始显现，囤积原料不多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
新的现实，明确告诉人们：红木家具“富而不贵”的时代已经结束！同时，也对红木家具的设计、制作、经营者提出一个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摆脱那种与时背违的低仿、高仿及缺乏根基的生产运作模式，积极创新，不断进取，提升发展，确保产业的辉煌。
不可否认，红木家具行业曾有过“赚钱”的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乃至之后较长一个阶段，红木家具行业欣欣向荣，利润可观。要知道，此乃拜当时材料价格低而成品利润高所赐，并非我们制作的商品有多少文化和技术含量。笔者曾撰文剖析过当时所出现情景的原因：不是我们的能力超群，而是赶上一个好时代。此话刺耳，事实如此。应该看到，当时为数不少购买红木家具的人，较大程度出于对材质的占取、炫耀，而较少考虑家具的文化传承。同时，当时红木家具设计、制作、经营的从业人员文化程度、知识学养不是很高，成长阅历、生活方式等往往决定着一个人及其企业和商品的品位，所以红木家具行业中精品佳作并不多。
金融规律、商品法则告诉我们：货币价值决定着购买力。用通俗的话语解释就是：随着红木家具名贵原材料的日渐稀缺且价格上涨，其商品价格必将大幅上升。这样，一般普通消费者不得不从红木家具购买者的行列中退出，而这一层恰恰是曾经的“中坚力量”。消费群体重新洗牌，新涌现出来的购买者往往有他们的要求和眼界，会因我们作品的“富而不贵”而难以适应他们的意愿，致使他们将眼光转向西洋家具。这，不能说他们是“崇洋迷外”，而应该是我们自己认真反省，怎样不断进取去适应时代。
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红木家具行业必须有壮士断腕的气概，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扬弃，以改变“富而不贵”的局面，促使行业新发展、新跨越。
其一，摆脱“富而不贵”，确立红木家具奢华品地位。如今，名贵珍稀木材越来越少，倘若我们不能设计、创造出足以传世的杰作，继续停留在“富而不贵”的低层次上，那是没有出路的。国际上的奢华品具有时尚精致、手工制作以及文化含量、品牌积淀、限量制作等等的品质属性。目前在中国，红木家具称得上唯一能与国际接轨的奢华器物，这主要是其制作材料珍贵而日益稀缺，以及丰厚传承、文化积淀等延伸价值所致。因此，将红木家具的设计、制作列入高端、精致的奢华品范畴，无疑是提升设计理念、增加文化含量、完善制作工艺的最好突破口。
其二，紧紧跟上时代，适应高端品位人士生活方式。以稀缺的木材制作成为高端精美的奢华家具，是物尽其用的最好归宿。回顾家具发展史、演变史可以看出，家具与生活的关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递进的：坐具，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从正襟危坐到斜靠倚坐；储具，从只讲究实用到追求人文，从只强调适用到追求艺术韵致。一切，都是那么的与时俱进，没有哪个朝代的家具停留在只继承而不发展的层面上？
其三，提升自身品位，创作无愧时代的传世佳品。有怎样的生活，才会有怎样的眼界；有怎样的眼界，才会有怎样的境界。红木家具的设计、创作者，应该尽快提高自身的素质、学养，以“既富且贵”生活之后的眼光来审视红木家具产品的设计、创作。笔者认为：今天的经典，一定是昨天的时尚；明天的经典，一定是今天的流行。倘若，不能创作出和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一样的传世精品，我们有愧于这个时代。
传承是创新最好的根本，创新是传承最好的发展。仿造，哪怕再出色甚至超过真品，永远只是赝品，只能满足一部分市场的需求，但终究不会是高级的、永恒的艺术。离开了传承的创新是无本之新，没有创新的传承同样是一潭死水。以最为典型的明式红木为例，它的问世，是无数代前朝家具的美学价值、实用价值、人体工学的精华，在明代政治、社会、经济、审美、生活、习俗下的一个集大成，朝代只是一个推动力，催生着丰厚传承的家具风格在这个特定的时期由量变积累为质变，由渐变急趋为稳固，由生涩而变得圆熟，形成风格，成为时尚，最后完成为永恒的经典。
继承传统文化，如果只是形而上地夸赞其优秀，却不关联具体的载体（比如唐诗宋词、书法绘画、昆曲京剧、明清家具等等），基本是空谈。相反，把具体的载体等同于传统文化，却不做时代崇尚、心灵思想、生活状态的剖析，更是一种误导。传统文化的载体很多，一个具体的载体只是传承着文化的一小部分、一个侧角、一片层面，而不是文化的全部。而这些具体的载体，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光彩，正说明这些载体是在传承和创新中成为当时时尚、后世经典的。一旦与不断变化着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而未能及时调整的载体，便渐渐式微，哪怕当时再辉煌，最终也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笔者认为，对传承与创新有正确、深刻理解的红木家具设计创作者，一定会认识到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新涌现的红木家具消费群体必将会对红木家具的创作提出新的要求。家具的适用性即是生活方式要求的一种体现，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社会特质，而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新涌现的消费群体需要“既富且贵”的奢华家具来对应品位。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乃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之语，意思是，古人不写当时人都看不懂的字，今人的书法创作则必须有所创新但不能脱离时代特征。时过千年，咀嚼孙过庭妙论，多么深刻、多么透彻，道尽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如若将其借用到与生活方式有密切联系的红木家具的创作上，将会受益匪浅。遗憾的是，眼下一些红木家具产品既“乖时”，又“同弊”，这是对日益稀缺的名贵木材的暴殄天物，实在可惜。
“笔墨当随时代”，日益稀缺的名贵红木创作的奢华家具，更应当如此，否则，材质再高贵，依然“富而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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