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社会各界因此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充满了期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要从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更加全面、更高质量的发展，改革就必须实现历史性新突破。
记者：从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来看，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一直研究改革、呼吁改革的学者，您对当前改革所处的环境和背景持什么样的看法？
迟福林：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这是目前我国改革所处的特定背景。
第一，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刺激拉动增长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突出特点。
第二，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社会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问题突出，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利益矛盾的群体冲突协调不好，将激化其它社会矛盾，并使社会冲突有所升级，甚至成为局部性、全局性危机的导火索。
第三，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腐败正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治理转型，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记者：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发展，是为了从改革转型中获得“新红利”。但改革涉及重新调整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谓千头万绪。“改不改”今天看来已不是问题，“从哪里下手”才是大问题。您认为可以作为改革“抓手”的关键环节有哪些？
迟福林：以全面改革获取增长转型红利的关键，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由此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创新动力、释放增长潜力，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
记者：您的这个表述有一个完整地逻辑体系，逻辑的起点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为什么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迟福林：坚持富民优先，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35年前，正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才使得改革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进而形成改革的社会合力。35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失衡、利益固化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并且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面对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能不能坚持富民优先的改革导向，大胆稳妥地调整利益关系，尽快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决定着全面改革的成败。坚持富民优先，就是把老百姓不断享受到的改革红利、发展实惠的基本原则贯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始终，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记者：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这种提法由来已久，今天着重强调这一点有什么现实意义？调整从哪里入手？
迟福林：我们讲改革红利，我认为最大的红利一定是来自市场化改革。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核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扩大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形成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一是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例如，尽快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同权同价的土地交易市场，使土地价格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信息，减少土地价格对投资的错误引导。二是以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议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同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三是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为重点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应当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拓展民间资本投资空间。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实现竞争性的环节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环节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尽快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四是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建议尽快明确国有资本保障普遍福利的目标，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3年内划拨20%～30%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到社保体系；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确保“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记者：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在政府这一侧。政府改革知易行难，但必须知难而进。
迟福林：是的。在政府改革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想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政府职能重心如果继续放在做大总量、扩大投资上，改变投资主导就很难有实质突破；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GD P竞赛的格局，就很难摆脱产能过剩、土地财政、债务风险等问题的治理困局；政府如果不改变自身利益倾向，“有形之手”就有干预资源配置的内在冲动，就很难释放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所以，要以政府改革带动全面改革。以政府改革带动经济改革，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大政府放权力度，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释放市场活力；以政府改革带动社会改革，以财税制度改革为重点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释放社会活力；以政府改革带动政治改革，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实现权利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相结合，有效抑制腐败。
记者：政府改革是块“硬骨头”，但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中央决心很大。关于选择改革突破口，您有什么建议？
迟福林：应该把打破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作为改革突破口。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突出表现为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即以经济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间竞争为突出特点。不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经济转型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当务之急是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财税制度和干部考核制度，改变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建议在财税制度方面，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改革消费税，健全财产税体系；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尽快形成公共财政基本格局；在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的前提下，促进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推动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级框架。在干部绩效考核上，改变“以G D P论英雄”，切实把公共服务实现度和群众满意度作为评价、考核、奖励、问责干部的重要标准。
记者：最后，请您用一句话谈谈您对新一轮改革的期许。
迟福林：我国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更加全面、更高质量的发展，改革就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实现历史性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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