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全卷内容中，只有“壶门”，而无“壸门”之说，且《营造法式》历经各朝官府反复修订勘正，一九二五年刊行重印的陶湘版本《营造法式》更是直接参照了故宫内藏版本，并邀请曾任清宫建筑工程总管的官员与多位名匠艺人对此书予以校勘审定，而后发行于世。“壶门”之词，在各版本记载中尽皆一致，因此，排除了典籍中错印误写的可能。另外，遍阅明代的《鲁班经匠家镜》、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工段营造录》等古代典籍，也未出现“壸门”一词，故而，可以断言“壸门”一词，于历代典籍中查无出处，乃后世误读谬传所致。

  谈到“壸门”一词的谬误缘由，不能不提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曾官至中华民国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以研究《营造法式》内容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形制、典籍为主。营造学社内设文献、法式二组，分别由刘敦帧和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一起主持，并聚集了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事古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1934年王世襄受梁思成的推荐亦加入营造学社，从事古代建筑与家具的研究。)营造学社发展期间，大量调查数据和学术文章陆续刊登于《中国营造学社会刊》之中，此套会刊对于中国传统建筑与家具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七卷二十三册中，从第一册至二十一册所有论文著作中，对于壶形结构名称皆以“壶门”标注，未出现“壸门”字样。例如第一卷第一册的《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校记》一文中，对《营造法式》中因各版本不同存在的字词相异之处予以了对比与校勘说明，但“壶门”一词在各版本中并无相异，仍予以沿用。刘敦桢先生在《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一文中对云居寺塔的记叙中，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解了佛塔中的壶门式结构“第一层平坐下的间柱式样和壶门式群版，人物垫栱版等，表示十足的辽代作风。”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三十二页)。文中附图壶门式群版与明式家具中壶门式开光的轮廓样式一致。再有，在第六卷第三期，四十页的《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一文中，描叙双塔寺外观时写道“……外壁表面则于转角处隐出八角形之柱，下施地栿，上施阑额，每层配列壶门式之窗四处……”

  梁思成主编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简说》被《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收录，此文第一集台基中，讲解须弥座的建筑形式中写道“……有枭混莲瓣的须弥座，殆至五代乃渐盛行，至宋而更盛。基身或以小立柱分格，内镶壶门等等，基上下枭混始见复杂。”文中配列的图片也清晰的说明了壶门结构的样式(图四)。

  以上所列章节，只是随意列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全书中对于“壶门”的记载随处可见，因此，壶形的装饰手法在历代古籍与专家著作中皆命名为“壶门”已确凿无疑，那么“壸门”一词的误用由何处开始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最后两册，即第七卷的一、二期开始出现“壸门”一词。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出版后，正值“七七”抗战爆发，此后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期间因印刷方面的困难迫使勘误停顿了七年之久。在李庄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营造学社因陋就简，采取手写然后用毛边纸石印的方式出版了第七卷的一、二期。因是手写，故而疏漏难免，在这两册书中勘误标明的笔误就达一百多处，“壸门”一词也开始出现在不同章节中，并在随后的传播中以讹传讹、沿谬成习。建国后编辑出版的简体版《营造法式注释》、《梁思成全集》等书籍中，编辑者忽略历代典籍与先辈原著，将梁思成先生早期文章中写明的“壶门”全部改为“壸门”，终至“壸门”谬传于世，以讹传讹，成为传统建筑与家具部件结构名称谬误之源。

（来源：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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