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
《安家》：现在媒体上不断出现“降价”“崩盘”“某房企资金链断裂”的坏消息，杭州、成都、北京一些高端楼盘出现幅度较大的降价，成交量数据也不佳，据说您在唱多方面也出言谨慎了？
任志强：近日万科北京项目低于预期价格开盘一事，市场再现“拐点论”。我在微博上也给出了短评：“理性”。关键是，北京、杭州等出现低于预期价格开盘的项目都会出现抢购，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楼盘并没有跳楼价，在价格的对比中倒让更多的刚性需求有了选择。
楼市会不会崩盘？这是今年3月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也是一个尖锐的猜测和担忧。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全国两会上说，按照城镇化的规律来讲，中国楼市在十年内不大可能出现全面崩盘。所有人都问我是不是房地产要崩盘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起码二三十年不会出现崩盘。
今年房地产销售增速下降，但并不可怕。在城镇化推进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整体形势不变。借鉴国外经验，城镇化率一般达到70%后，城镇化进程才会趋于平稳。目前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房地产需求。同时由于供应资源匹配问题，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从过去十年到未来十年都不会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家庭存在小型化的趋势，家庭户数的增加也会带来更多住房需求。
《安家》：王石在美国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达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社会革命的担忧，现在现实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隐忧，房地产崩盘之声乍起，您有这样的担忧吗？房地产如果陷入低谷对中国的影响有这样大的负能量吗？
任志强：中国的房地产情况与美国有极大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的市场中由开发商直接生产提供的一手房约为100多万套，而二手房交易会高达700万套，因此宏观经济的升降直接影响到人均的收入和整体的资产价格。而中国相反，一手房市场的总量巨大，二手房市场的比例相对较小，因此房价更多地反映的是一手房的供求关系。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产业政策的歧视、对房地产业的特殊管制，对个人消费信贷的限制政策最直接影响的首先是一手房市场和开发商。
房地产如果陷入低谷，人们的账面财富损失会很大，对人们的心理冲击会很大，买房投资的人损失惨重，但并不一定产生如王石所说的实质性后果，因为中国人买房主要是自住，除少数人，大多数人不可能拥有很多套房屋。中国的宏观经济也并没有恶化到高通胀和负利率情况下的资产价格暴跌的程度。
《安家》：在您的书中谈到，房地产行业应该保持市场化的权利。您的意思是否是房地产市场应该有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化发展的权利，尽管可能产生泡沫及其破裂的经济社会后果，这种后果是市场拥有相应权利的代价，这种代价即便发生也比政府调控好？
任志强：中国的住房市场化制度就像美国的一些制度一样，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市场化制度存在着房价高、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而同意放弃市场化。中国住房私有化率已超过80%，位居世界第一，人均居住面积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坚持走市场化道路，我们会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对一个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政府而言，要将过去一直砍向别人头顶的大刀砍向自己的脑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坚持走市场化道路，那就必须承担走市场化道路的成本与代价；二是退回到去市场化的计划经济时代，从而保证政治体制中的既得利益和福利性住房财产权利的分配。也许面对各种选择时，我们首先要坚持的是权利，走市场化道路的权利、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为了权利，我们就必须勇敢面对可能要承担的牺牲，支付改革的成本和部分人被竞争淘汰的代价。仍有许多人在面临买房困难和对比差距时就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政府的福利性分配上，而忘记了身处计划经济时代的痛苦。
《安家》：您认为保障房解决人们“有其居”，商品房解决人们“有其所”，但政府的保障房政策出发点和方向都错了，错在哪里呢？
任志强：我国现行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混乱正是在于将居住权利的保障与财产权利的分配严重地混淆在一起，并且是保障居住权利的廉租房严重地滞后与缺失。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以前经济适用房与两限房以及现在的自住房的鼓吹与建设，正是由于他们是财产权利的分配，政府可以将此类住房指定给特定的人群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方式将国民财富向特定人群进行财富的转移。如许多地方已经曝光的经济适用房专门向公务员销售等。
为什么现有的保障房会出现面积的扩大化和消费群体的扩大化，以至出现保障房小区出现大量高档私家车的现象引发社会强烈不满？腐败从来都是与根据权力进行的财富分配紧密相关。
《安家》：您在《任您评说》一书中专章讲述“市场化问题”，鲜明提出“让市场决定未来”，您的意见似乎政府很少听得进去，但这届政府很少再提调控，如何看待这个行业十年来，计划与行政的强悍，市场与改革的曲折？在房地产行业，市场终将胜利吗？
任志强：自2003年以来，中国连续多年出台针对宏观经济和房地产的调控措施都会引发对这个行业的广泛争论，几乎所有的争论都不是针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是针对中国住房市场的现状和预期，而是针对政策出台会产生什么样的市场冲击和对正常市场运行可能产生的扭曲，包括让企业在市场中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让企业成为有良知的宁可亏本也要建造低收入家庭能买得起的住房等。如果企业不再是努力创新并谋求最大经济效益的市场主体，那么还谈什么市场经济呢？
要市场还是要市长的问题，早在改革初期就争论过。从吃粮吃菜到就业住房，最终的结果不是市长解决的上述民生问题，一切都是在市场中创造的机会。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的调控常常难以奏效，强大到并不听从政府政策的指挥，所以重要的是把市场气候变化的权力交给市场，让市场决定未来！
《安家》：您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发表了很多热点社会问题的意见，成为意见领袖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很少看见您谈对企业的管理、企业发展战略，您似乎淡化了企业家的角色而更像一个倡导自由思想、市场化经济和言论开放的公共知识分子？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至今尚无法解密的事情，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责任感，是每个人都不再将自己当做旁观者，而共同投身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的时代，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与许多人不同的是60岁退出了国企的工作岗位，但并没有彻底地退出在社会中的活动，也没有退休而尽享天伦之乐的机会。更不同的是我在社会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争议，成了一个社会舆论的焦点，成了许多人爱与恨的靶子，各种媒体报道将我像揉面团一样按媒体吸引眼球的需要塑造成了不同的形象。我总是力争以自己真实的想法让社会去重新判断。
原以为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社会，我已经是主人了，后来发现当主人要有当主人的权利，要有说话的权利、有决定纳税的权利、决定委托管理国家的权利，要有更强大的法律来保护公民的这些权利，更加关注与国家的命运就成了我们这代人努力的方向。
《安家》：新媒体例如网络、微博对信息传播和思想观点传播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除了潘石屹，您通常会从微博上重点关注哪些领域的事情？这种传播会对社会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任志强：因为习惯使然，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表达观点的方式，连语言和风格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固化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我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放在阳光之下，对自己和社会起到更大推动作用。正因为抱持着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会被媒体曝光出许许多多的“雷人语录”。正如我前面所说，我有不同身份，发表的观点出现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语境，如果将不同身份不同对象的语境虚化，就一定会出现大量雷人的语言，产生许多争议。我之所以写微博，正是由于常有媒体用我无法控制的剪接方式来传播我的观点。
关注我微博的人都会发现，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事务很多，既有严肃的社会问题，也有朋友间的调侃，甚至一些寻求帮助的信息，我会用自己微博的影响力来加以传播。可以说微博加快了我和这个社会的互动，也扩大了我的观点对公众的影响力。其实，微博里的“任志强”只是一个符号，正因为微博上有许多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朋友，有许多关心你关注你的人，因此你在微博上的言行就受到更多人的监督，看到你的生活或工作，看到你对社会事件、国家政策、经济形势的看法，也会注意到你看过什么书，以及了解到许多个人的“内幕”或“八卦”。
只要时间、条件允许，我就尽可能多地与网友们互动，微博没有上下级，只有平等的互动。我也常专门挑一些因误解而骂我的网友，回答他们提出的质疑，以减少误解，最终赢得他们的理解，并影响更多有这种观点的人。拉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学小潘“眼不见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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