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研究为城市空间发展、人口管理及规划提供参考
“2000~2010年,广州人聚居区空间分布呈现郊区化发展的态势,但仍以中心城区为主。高收入者大多集中在珠江沿岸城市中心区,呈带状及马赛克式分布。”经过两年研究,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周春山及博士边艳完成了广州人聚居区空间分布地图。
周春山解析,我国目前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开始显现,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正在形成。“做这项研究,能为城市人口管理、城市规划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参考”。
因此,他们同时还对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做了对称研究。
文、图、表/本报记者 杜安娜
周春山教授与边艳博士生以广州市街道办事处(镇)的范围为研究单元,对广州市的社会区分异做了研究。
中产阶层聚居36街道
“广州中产阶层聚居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农林街、梅花村街、建设街、华乐街、黄花岗街、新港街、五山街等36个街道。”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边艳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街道是机关事业单位、商务办公楼、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密集地区。
她介绍,这个结论并非凭空推测,而是采用人口普查等数据,以街道(镇)为单位,经过一系列的复杂计算。“主要运用了因子生态分析法的计算方式。从数据中就可以显示,这个聚居区内拥有大量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权力、财富、声望的高度混合”。
所以,这个群体的特征很明显:拥有大量的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边艳说:“这些地区是国家社会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中产阶层聚居区。”
根据分类划分计算后,边艳的研究发现:2000年~2010年,这十年间,广州的中产阶层聚居空间分布开始向郊区发展,但目前,仍以中心城区为主。
“老城区出现中产阶层化现象,并且集中在‘交通和商业网点’周围。”边艳说,这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聚居区并不相同。“在西方,中等收入阶层大多趋向于高速延伸的环境良好的郊区,而广州并没有出现绝对郊区化的趋势,高收入中产阶层主要聚居在珠江沿岸城市中心区。”
私营企业主多住老城区
与中产阶层聚居区相对应的是,普通服务业阶层聚居区则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华洲街、官洲街、登峰街以及近郊区的南沙街、小谷围街、石井街等15个街道。“这个群体大多是拥有中等教育水平,主要从事普通服务业”。
边艳分析道:事实上,与普通服务业阶层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相比,农业劳动阶层,其聚居区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近远郊区。“聚居区内多以上世纪70年代住房为主,初等教育水平,失业人口比重高,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广州还有一些传统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聚居区”。边艳指出:这个群体很有特点,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他们积累了大量经济财富,却拥有少量文化资源。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个群体主要集中在24个街道,其中16个街道集中分布在老城区,如沙面街、岭南街、华林街、多宝街等,而这些街道大多是广州的旧CBD。”
中产阶层主导城市空间结构
谈及对广州中产阶层研究的目的,周春山认为,中产阶层在城市社会的空间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的消费倾向、生活价值取向与其他阶层不同,他们对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生态环境的影响,必然会对城市规划和社会理念产生重大作用。
“比如政府在做城市发展规划、住房规划等社会经济发展专项规划时,都会参考这些研究。”周春山说,曾经有一个房地产项目,房地产商在做规划时,就找到他仔细询问了此类研究。
“广州的社会结构仍是‘金字塔’状的。”所以,在他看来:广州的中产阶层一定不是大多数,而是相对小众,偏向高端的人群。“这部分人在全国的比例可能只有10%~20%。”
究竟哪个人群是中产阶层?这个问题正好戳中了他们研究的“痛处”和“难处”。“我国对中产阶层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这就是其中之一。”周春山说道:“此外,国民收入统计不完善,很多灰色收入无法记录。”
“中产阶层并不等同于中等收入者,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还包括地位声望、职业状况、教育程度、社会交往、消费方式等多个方面的考量。”周春山说。
由此,他们对中产阶层进行了多纬度的描述:“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的界限应该是人均年收入达到17万元以上,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总额达到51万元以上。教育层次为大学本科以上,职业主要是国家机关管理者(含一般公务员)、企事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和部分的商业服务人员。”
20年前开始概念起步
事实上,周春山的这项研究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我做博士论文时就开始关注的研究。”周春山笑道,“那时候总是跑到街道办、居委会搜集材料,结下了深厚的渊源。”现在,他的学生又接下了这一“棒”。
对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一直持续到周春山的教学阶段,在2006年,他发表在《地理学报》的论文中,就分析到,我国的社会区分异的主要成因并不主要是社会地位,也不是种族,而是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和城市规划等调控机制,以及转型期的经济改革、住房体制、户籍制度等等。
当时,他就提出,中国城市的社会区总体上分为四个部分:城市中心为老城区,老城区外围为工薪阶层居住区和中产阶层居住区,再外围为近郊居民居住区和外地人口集中区,最外围为远郊农民居住区。“现在,就是把研究细化到广州市区”。
周春山介绍,现有的以街道办事处(镇)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社会研究,显得地域单元有点大,研究结果只能反映出广州市社会区的大致情况。接下来,他们以街道下的居委会为单位(一个街道可能有20多个居委会)做更小范围的研究,希望得出更深入的中产阶层分布情况。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产阶层,已经走在研究的前沿。”周春山介绍,我国中产阶层概念提出得比较晚,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还在起步阶段。“差不多从‘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政策提出后,才开始破冰。”
为何研究?
为提升中心城区价值
周春山回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才开始“破局”,并转入主流研究。
“大家都开始关注社会阶层、社区阶层化等与城市发展密切的城市社会问题”,周春山说,与此同时,也开始研究城市贫困问题。
“正是国外对中产阶级对研究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周春山感叹。西方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正是基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随着城市中心外来人口持续增加,人口压力增大,造成城市中心区住房紧张,建筑密度增大,居住环境恶劣。因此低收入新住户开始融合入较高级居住区。
这种现象在伦敦、巴黎、纽约等世界上所有发达城市都已经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迁至郊外,造成城市中心区原有生产用地和生产用房使用率降低。
“当时为了提升中心区的竞争力,政府采取措施刺激城市中心区更新与重建,一些富裕的中产阶层开始购买中心区贫民住宅进行改造。”周春山说,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做研究可以更好地做到“以人为本”,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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