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汉城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博士后 刘红峰

  中央党校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张汉飞副教授2013年在《区域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扩展的PPP模式：化解县域城镇化资本强约束的新尝试》的文章中，深度解读了大汉模式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创新公共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国有经济体与民营经济体相结合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并作为重点科研项目《三农问题研究》(DXZHD2010008)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碳博弈格局下中国低碳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10BJY011)的阶段性成果发表。

  大汉模式十六年来不断探索与实践了国有经济体、民营经济体无缝结合的混合经济共赢模式，在湖南省三十二个县、市、区进行了成功运用，作为县域城镇化的典型示范效应越来越明显，充分发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微观配置的双重优势作用，并且弥补了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与市场投资的“盲从无序”等不足。为我国发展经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与研究视野。  

大汉模式获中央党校专家组高度认可，进入国家战略视野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近期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城镇化发展的主攻方向，统筹城乡的重要抓手，惠及民生的政策红利。但在具体操作上，因为，中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资源要素分散且差异巨大、科技创新制度与创新相对滞后，所以对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特别是如何破解资金难题、突出建设效率、创造资源效益等方面缺乏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应该说大汉模式提供了可以令政府、企业、百姓、学界等各方认可的满意答案。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四年《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谈及：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现在看来，十分英明。

  大汉模式所推进的PPP以现有的县级城市和人口、产业规模都有一定基础的中心城镇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解决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财政、信贷、社会资金等共同投入建设中小城镇的机制没有形成，造成大城市吸纳了中小城镇的建设资金，形成“骨髓抽取”效应，导致大城市建得像欧洲、中小城镇发展得如非洲，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问题。

  张汉飞教授指出，传统的PPP模式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等，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几乎无法实现，大汉模式是在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化建设的PPP实践中，通过长期、系统、整体、动态的显性可测算收益与隐性风险收益的创新性成本——效益测算的权衡下所创造出来的新型PPP模式，极大丰富与发展了原有的短期、局部、单一、静态的PPP模式，所以讲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内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分析如下：

  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建设任务繁重。

  统计表明，到2025 年，预计城镇人口将净增 3.5 亿，增量将超美国人口。新增城市人口中农村转移人口约占2.5亿(包括农民工)。前期大城市规划、建设的缺失，再加上汹涌澎湃的“民工潮”已使大城市不堪重负。城乡割裂造成的城乡发展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剧。大汉模式在湖南的实践证明，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不可能主要依靠大中城市，县级城市和人口、产业规模都有一定基础的中心城镇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解决当前发展困局的理想选择。县城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几千年，在有效沟通城乡、低成本吸纳和承载众多农民工转移、带动城乡消费、传承文明等方面都要着无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对于农民工生存的经济压力与心理压力起着缓释作用，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安居乐业。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发展任务

  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重大城市轻中小城镇的倾向依然存在，从区域来看，中西部中小城镇建设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推进县域城镇化不仅是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更多依赖着城镇公共产品的提供，面临着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服务、教育与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应对这些巨大挑战的根本之策。县级财政、及传统的融资建设模式无法解决投资难题。

  二、大汉模式的创新型PPP为化解县域城镇化资本强约束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范式。

  张汉飞教授认为PPP模式使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把政府部门的社会责任、远景规划、协调能力与民营企业的创业精神、民间资金和管理效率结合到一起。但是传统的PPP模式中政府部门通过特许权协议授权项目发起人进行项目融资、设计、建造、经营和维护，民营经济在规定的特许期内向该项目的使用者收取适当的费用来获得投资合理回报。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免费移交给政府。这种模式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无法实现，民营经济无法获得应有收益，投资与回报不对等，经营风险过大。

  三、大汉模式的创新型PPP解决了显性可测算收益与隐性风险收益的综合平衡。

  上个世纪末，按照娄底城市发展规划，娄星北路早该成为城市街道，然而财政捉襟见肘，多年的道路还只能是蓝图，1998年，大汉集团垫资800万元拉通娄底城区、茅塘村、碧溪村的娄星北路，政府作为回报，拨付大汉集团50亩河滩地，大汉集团利用这些抛荒地建起了当时湖南最大的大汉钢材超市，打造了辐射周边几个县市的钢材市场，上万农民陆续盖了房子，成了市民，并在市场门店和企业中找到了工作，带动了娄星北路两旁房地产迅速升温，项目聚集。

 大汉集团投资修建的娄星北路促进了娄底娄星区的飞速发展

  这种大汉集团创造的PPP模式，其实就是大汉模式，有如下核心点：

  一是靠超前的发展战略思维，激活新型城镇化要素。

  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洼地效应显著，要促进全面小康，注定要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如何撬动中西部地区这个“钱柜子”，大汉模式盯准了“农民工”生力军，他们前三十年为大城市发展贡献的力量，后三十年将为家乡的县城注入活力与生机。另外就是盯准了城镇化主题，给县城带来观念、带来资金、带来人才、带来市场、带来商机，并且在开发早期让利于当地政府、当地百姓、当地客商。这种超前的发展战略布局、战略路径需要大智慧、大资本、大手笔、大胸怀与大视野。

  二是靠科学的规划设计、高标准建设赢得市场，规避隐性风险。

  县城的建设要放在五十年不落伍的长期发展目标来科学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就地取材，建设成生态绿色、区域特色、历史古色的特质城市，杜绝千城一面，杜绝空城、鬼城。需要有科学的规划设计，高标准的建设水准。很多大房地产企业的标准化、流水线作业在县城建设行不通。要将每一个县城都建设成一个个生态、宜居、乐业的各具特色的瑰宝、就需要精雕细作、需要注入真诚与大爱、需要通盘考虑经济要素、生产要素、生活要素，实现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融合，来赢得市场，规避由于政府换届、资源脆弱等不确定要素所带来的潜存隐性风险。

大汉集团依“三色原理”(生态绿色、区域特色、历史古色)开发的乾州古城

  三是靠服务产业、培育市场、经营城市、获取收益。

  县域城镇化建设与大中城市的开发建设，资源要素截然不同，要为当地消费者所接受，既要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挖掘资源要素，对稀缺资源充分得用；同时要运用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创造有效需求。大汉集团在县域城镇化开发中首先是要着眼长远、科学筹划；其次是把握市场脉搏、挖掘客户需求；再就是培植现代商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创造有效需求，真正实现依靠长期服务产业、经营城市来获取回报的战略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混合经济体发展有了明确指示。从理论抽象上讲，其实在十多年前，大汉集团已在原有政策范围内先行先试，并且取得了可喜成绩，破解了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和民营资本项目收益获取的难题。张汉飞教授总结为以生产要素互换为基础，自行融资开发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包括城镇的关键道路、防洪堤坝、街心广场等)，以市场化经营城市为手段，主动承担市场风险，通过项目运作(如商业地产开发、住宅房地产开发、专业市场开发等多种表现形式)，实现资本增值，实现企业、农民、政府、社会四方的互利共赢。

 大汉集团兴建的大汉建材城

  当前，国家政策进一步明确的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促进混合经济健康发展的总体部署，更加坚定了大汉模式创新型PPP的科学性、应用性的光明前景。近期，大汉集团与国有独资的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有限公司、湖南日报集团强强联手，组成混合经济体开发建设县域城镇化，在湖南省益阳市大规模棚户区改造、汩罗县的端午文化旅游项目中进一步整体夯实大汉模式创新型PPP的发展基础、丰富大汉模式创新型PPP的科学内涵。

相关知识

大汉集团创新PPP模式化解县域城镇化难题
PPP或破解新型城镇化融资难题 首吃螃蟹者获突破
地方债PPP模式划定正面清单 或与资产证券化结合
财政部推PPP模式助地方融资 城镇化资金缺口42万亿
500亿投资汕头 中信地产探路PPP模式
西部多地力推PPP模式 部分房企瞄上成都项目
传统地产开发越走越窄 中信城市运营PPP模式提新活法
复星：大地块 + 低成本“筑巢”
城镇化地方目标激进 PPP模式引民资入场
“产业市镇”模式助力新型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