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文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国土地面积辽阔，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祁连山地草原直至西部新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青藏高寒草原，天地苍茫、草原广袤，是万马奔腾、纵横驰骋的绝佳场所，因此我国理所当然的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养殖马的地区之一。清代的统治者本自东北来，习尚骑射，立国之后，清代统治者为保持本民族骁勇善战的精神风貌，对于马上运动有着不同寻常的痴迷。

  在清朝的北京城内，有两块碑石，都被称为“下马即亡碑”。“下马碑”之类的称呼并不陌生，如北京孔庙大门外东西约十几米处，就各立着一座“下马碑”。正背两面分别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满汉、蒙、回、托忒、藏等六种文字。表示对圣人的尊重。那“下马即亡”又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是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的警告，对后代的警告——他们从马背上取得江山，要维护好这个江山，也就不能丧失马背上的技艺。如果一旦丧失了马上的技艺，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当然，清朝的开国皇帝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后代面临的是西洋的船坚炮利。

  清朝前期的皇帝也作为骑马射箭的榜样。康熙年逾60还骑马射猎；乾隆在12岁就有习射之事，直至80多岁还到木兰围场狩猎。清代帝王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后，对于马上运动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清代帝王每年都要到塞北进行木兰秋狩的狩猎活动。而在狩猎活动后，要进行一系列的马上运动会。这些马上项目包括诈马、教駣等马术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每年康熙、乾隆及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筵宴时都要举行“四事”(诈马、相扑、什榜和教駣)活动，其中以诈马、教駣来突出蒙古旧俗，同时表现出骑士高超的骑术功力。

  “高宗有塞宴四事诗：一诈马，汉语谓之跑等。扎萨克于进宴时，择名马数百，列二十里外。结束发尾，去羁(左革右荐)，幼童乘之。以枪声为节，递施传响，则众骑齐骋，不逾晷刻而达。抡其选至者三十六骑，优赉有差……”诈马即表现幼童赛马。从存世于今的《塞宴四事图》可以看到，图中上方，有三十四五名少年，身着长袍脚蹬蒙古靴，骑在马背上，一手拉紧缰绳，一手奋力挥鞭，作策马飞奔之状。每匹坐骑姿态各异，有的昂首飞奔，使人感觉有呼啸之风；有的回头顾盼，大有紧张又不愿落人后的仓惶之措。画面上每个表演者都形象生动逼真，场面又紧张热烈，令人时而奋起，赛事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教駣，蒙古谓之骑额尔敏达悍，额尔敏，则未施鞍勒者也。扎萨克于所部驱生马至宴所，散逸原野。王公子弟雄杰者，执长竿驰系之，人立而嘶齿，驭者腾跃而上，控掣自如，须臾调良，率得名马。”教駣即套马、驯马。《塞宴四事图》卷展开上方，有骏马数匹，一人身着长袍，手执套竿，骑马冲入马群套住了一匹烈性难以驾驭的骏马。画面中真实再现了烈马企图挣脱羁绊，马蹄击碎之声又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清代皇家的马术活动中，还有一项称之为“跑御马”：清代皇帝在每年的六月，在圆明园北垣外的安河御马厩驼厂处，与近臣一道检阅“试马”，俗呼“跑御马”。判定骑士胜负不以速度，而是以“跃换”定高下，即每一人乘一马，牵一马，二马驰至中道，以鞭击所牵之马，马惊驰复乘而追之，追将及马尾，纵身一跃，自已坐于牵马上，奔驰如故，如此者受上赏。若二马相并时而横跃者，为中赏。不及或坠下，得下赏。“跑御马”时，一名骑手要同时操纵驾驭两匹马，从一匹马上熟练地跳到另一匹马上而不失足方为合格，对骑手的要求水平很高。

  在清代皇家的马术运动中，最为壮观的要数“晾鹰台阅马”。清代在京师的南苑建有一个晾鹰台，其地就在今天的大兴南海子公园附近。按照清代习俗，每年五月，皇帝都要亲临晾鹰台，观八旗走马。参加骑马的八旗选手预先在六十里开外的出发点准备好，一声令下后，万马奔腾，绝尘而来，直冲向皇帝所在的晾鹰台下，先到的选手能得到内务府赏赐彩缎数十匹，其余的选手根据名次先后得到不同的赏赐。

(来源：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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