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锐观点】

我们惯常给予中国的任何修饰词可能都会导致某种固化的认识而羁绊我们的思考。近300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的文化走向了何方？我想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刻，停下来反思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的精神和场域，是否走向了进步，还是走向了迷失？

文化的迷失

尽管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性问题仍旧突出，有的地方还保持着2000多年前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但是无可置否，中国整体上已经达到综合初等现代（现代装修效果图）化水平。当然这里面核心的是人的现代化，而非物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所以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个人化、世俗化等。）

现代化近于西方化，这对于一个素以天朝自居的中央帝国来说不啻讽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民族心理挫折乃在于两千多年来的中外交流的不平衡性，包括中西方交流。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世界再次变小。尤其是自1601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进京受到万历皇帝礼遇以来，中西方开始了更为密切的交流。但是在1840年前的两百多年里，中国与欧洲的交流仍旧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传教士络绎不绝地从欧洲来到中土，如鹅毛般的“中国信札”不断寄回欧洲，而在18世纪前有文字记载的到访过欧洲的中国人屈指可数（蒙古人不算）。

文明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交流，而中西方的交流在大多数时候的不对称性必然导致一种严重的后果，就是世界的天平将发生倾斜。

1840年的“通商战争”警醒了天朝梦，开启近代中国的“师夷”之道，1894年的“清日战争”更萌发了民族危机，中国第一次“取法东洋”，以过去的学生为师。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学习逐渐走向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即对本传统的全面批判甚或否定。尤其是新文化运动（1919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前者让主流知识分子失却了传统与自我（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的文化制度，走向了欧洲中心主义），后者则让中国人“一无所有”，包括文明、秩序与人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亭林先生所言亡天下而非亡国，“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一个民族无法维持自己的文化和习俗秩序，被外来文化彻底异化，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文化的消亡。

日本曾正式学习中国近三百年（607年~894年），但是从607年其所献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即可看出日本一开始就没当自己是低于中国的藩属。

1837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61年后，爱默生在一次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讲到“我们依赖于人的日子，我们心智向其他大陆智慧学习的学徒期，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才开启了“美国思想的独立宣言”。

学习异文化本是一件进步的事，但丧失文化基点的学习则终究是一种迷失。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应该是，传承而非模仿，创新而非颠覆。回归不是复古，而是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出发。

智识的贫困

关于中国国民阅读率之低不仅有数据的研究支撑，一般我们也有惊人地发现和切身体会，直到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流行和普及，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且不论“低头族”在看什么，终究他们开始“阅读”了。

在微博如日中天的两三年前我就感觉微信更适合互联网的“乌合之众”，随着用户的大迁移，微信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微博信息过载的覆辙，尤其是其社交属性的初衷正在向媒体和营销属性异化。

信息过载本身并不能成为危机的根源，因为长久而言这将是一种常态。危机的根源恰恰来自于主体的用户和受众，这关涉到这一群体的明显表征。

资讯更多具有信息的属性而非知识的属性，而意见需要足够的常识和理论来理解和判断。当第三屏主宰阅读，当时间无限碎片化，一种新时代的“迷思”已经诞生。我们正在渐行渐远某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我们目前所处的诸多信息场和舆论场可能并不利于我们智识的增长，这不仅因由写作者（和把关人）的匮乏，理论基础、调查研究和思辨过程的缺失，更在于读者和受众本身的匮乏，反智化国民教育早已结出恶果，健全的智识并非人人具备， 尽管这背后有其历史文化渊源。

一个民族即便再现代化，都摆脱不了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认知有四个层面——真、善、美、圣——传统中国的知识主要在第二个层面（应用伦理，道德哲学，类似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由于这四个层面是有逻辑关系逐层递进的，所以真的层面基础性缺失导致后几个层面的认知出现混乱，因为概念世界从未清晰过。

400多年前，利玛窦就发现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由于他们不知道更好的东西以及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周围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到了明治维新时代，福泽谕吉则发现中国人在思想上的贫困。

近三百年以来，中国还没有完全现代化（或近代化），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这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困惑。从两千年的天朝上国，到近现代的自尊自信自爱碎了一地，到某个特殊的统制时期，再到今天的半封闭半自由，国人的精神殿堂在各种合力下訇然坍塌。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人的灵魂市场。

这大概就是中国社会1990年代以来趋向于一种物化价值观的根源所在。“修齐治平”的理想让位于成功学，学习让位于“培训”，阅读让位于娱乐，喧嚣和浮躁在所难免，但这将终究作为一个过程，而非终点。

场域的变迁

互联网可能是大航海以来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发明。自1990年代老百姓开始接入互联网，截止2013年底中国城乡居民互联网普及率分别达到62.0%和27.5%，同期城镇化率为52.6%。（CNNIC）

如果说电视曾经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电脑和互联网曾经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和工作方式，那么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则正在深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整个互联网发展的路径来看，我们正从门户时代，搜索时代，进入社交网络时代。社交网络提供了一种基于关系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它使人际传播回归，以用户为中心，同时呈现出明显的虚实交合趋势：虚拟社交和真实社交的融合，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结合。

一方面，真实世界的熟识，所产生的信任感，可以转化到社会网络场域中，互相增强。另一方面，在线活动不但不比离线世界的人际互动关系差，相反地，在线社会网络的规模与影响比起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还来得更为广泛且深远。即使在真实生活中毫不认识的陌生人，亦可以透过社交网络，建立起如同已存在真实友谊的社会网络般的紧密关系。这可能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偏好于社交网络的一个原因。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所提供的社会交往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内容。社交化的本质是去中心化和信任背书。尤其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现实中的公共空间有限，人们只能在网络上寻找公共空间。尽管目前，仍然只是社会网络的场域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系统。更多的团体得以组织并参与集体行动，公民社会因而得到彰显。弱连带的力量，在信息社会中，透过社会网络场域得到更大彰显，社交网络增强了弱连带可能的影响。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社交网络也不例外。“在线”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常态，放弃新技术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也不契合实际。技术发展的背后是人类欲望，不是技术让生活更纷繁，而是欲望让人类更复杂。科技入侵生活，影响之尤莫过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和依赖对节律生活和健康有害，对线下社交有影响，更重要的它耗费了人们太多时间。而据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研究，社会化传播也有负面功能，受众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会对于这种沉溺行为感到不满。

单纯倡导回归线下和现实生活不仅显得反潮流，而且于事无补。根源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社交网络在中国尤其表现出强的爆发力？尽管这种社交狂欢有诸多原因导致，但其社会学层面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过渡过程中压抑的社交需求的一次集中迸发。而随着熟人社区的逐步形成，人们对虚拟社交的好奇和需求会降低，目前的状况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表象，也就是说人们的重心会自然地重又回归线下和现实生活。与此相类，国内近些年来显现的电商热同样会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变迁而“退烧”，事实上现在已经显现一些端倪。

在知识与信息时代，“时间已成为稀缺资源”，当我们感喟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正沉迷于社交网络呢？班杜拉说“真正的社会接触永远不会过时”。

“认识你自己”是永恒的哲学命题，对于一个个人如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如此。古今有异，中西有别，但人类求索与传播文明的火种的精神却是共通的，因为我们都渴望光明与和谐。

作者简介

盛夫

盛夫，独立媒体人，连线报告出版人，专注家具商业和消费者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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