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宏观经济下滑恶势，已打出一系列微刺激“阻击战”，考虑到作用与效果不显著，“定向降准”与“全面降准”的选择正在挣扎着。此前笔者多次公开场合、电视广播报纸媒体上表示，今年暂时不会出现“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则是最好的选择，4月25日是第一次，6月则是第二次的开始。无疑，央行开启“定向降准”货币水池阀门，必然是很难短期关上，甚至会出现3次以上的多次“定向降准”。如上半年宏观经济与实体企业未见好转，三季经济与楼市仍低迷，多次“定向降准”实际上是“全面降准”，正式拉响经济刺激计划的警报。特别是中国楼市经过深度调整期与市场分化阶段之后，市场量价持续回落，资金链空前紧张、商品房库存达到历史高位、银行把持房贷口不放松、地方政府调控微调作用不大的情况下，今年二季末与三季8月前期间，楼市局部必然陷入寒冷与萧条的局面，房企则面临最痛苦、最艰难、最危险、最悲观的四面楚歌日子。一旦地方微调与货币及房贷政策调整力度加大，中国楼市“金九银十”重现繁荣、旺盛的行情，四季度保持持续复苏的活力，才能够让楼市脱离冰冻、让房企走出苦海。
早在今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曾提出，“要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2012年5月18日至今，央行一直没有全面对利率和存准率进行过调整。今年4月25日，央行下调了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同时，还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称为“定向降准”。今年5月30日，国务院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会议明确，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对发放“三农”、小微企业等符合结构调整需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实体经济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降低准备金率。与上一次的“定向降准”相比，此次“定向降准”的结构、导向政策更加明确，因而范围也有所扩大。除上一次的专项支持“三农”外，此次将支持的范围扩大至“三农”和小微企业。
另一个范围上的调整是，有“定向降准”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再限于“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凡是“三农”、小微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均有可能享受“定向降准”的优惠政策。这意味着，像农行这种专注于“三农”金融服务的银行，以及农信社等机构，未来获得“定向降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不过正因为是“定向降准”，市场更为关注具体哪些银行能在定向的名单里。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名单公布，但“确定不在定向范围内”的银行却基本上被筛拣了出来。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明确表示，对于虽在县域，但主要信贷都投向大企业、非农领域的银行，是不会享受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因此，当前形势下央行应“普遍降准”，但一个月后的这次“局部降雨”还是明确地释放出了中央的货币政策意图：预调、微调，而不是货币政策的转向。
所谓的“定向降准”就是针对某金融领域或金融行业进行的一次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目的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降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潜台词，是全面降准的可能性降低了。正如外界所讲，加强“定向降准”并非意味着政策转向。首先，央行近两年一直在使用定向政策；其次，定向政策不会扩大到所有机构；第三，货币政策不会整体放松，而是更注重结构性调整。“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并不意味稳健货币政策取向的改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表示，央行会从整体上权衡考虑，将运用各种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保持货币市场稳定运行。此次“定向降准”主要是“总量稳定、优化结构、疏通‘三农’、小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它的作用是使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微的可用资金增加。
对“三农”和小微的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等于是通过加强考核、监测来引导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到这些领域。这些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低一些，其财务成本、资金可用的量也会加大。这些都是正向的激励措施，激励商业银行往这样的方向去投入。从这个角度上说，“定向降准”主要是疏通了政策的传导渠道。目前中国约有100万亿的存款，从全面降准的总量测算，如果降低0.5个百分点，释放的资金量约为5000亿。“现在‘定向降准’幅度没定，但是针对性强，可以降低的幅度会大一些。”本次“定向降准”加入了小微企业，释放资金预计会超过1000亿，加上4月县域“定向降准”，综合效果看，几乎可以达到3000亿资金量的释放。这3000亿左右的有针对性的“局部降雨”，将和央行的其他政策工具搭配，以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此次“定向降准”最大的变化在于支持范围不再仅限于“三农”，而是明确将与小微贷款相关、符合比例要求的金融机构囊括其中。从理论上而言，“定向降准”能够发挥结构性调整的引导作用，引导更多的资金向小微企业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从实际来看，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效果，则仍需明确了“定向降准”的具体对象、幅度之后才能测算。“定向降准”在明确调结构的意图前提下，其实施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降准的门槛和幅度设定不同，释放的流动性资金会有很大不同。“定向降准”释放资金规模会达3000亿元， 预计降准幅度不会太大，否则‘定向降准’就演变为了全面降准，从而失去了原本‘定向’的意义，所以释放资金规模不会超过5000亿元；同时，既然此次降准相比之前进行了扩围，幅度自然会大于此前1000亿元的释放规模，因而推算在3000亿元左右比较合理。
从央行对此次“定向降准”的对象界定来看，“三农”及小微业务占比较大的银行或更为受益。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受存贷比、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定向降准”实际释放资金总量实为有限。特别是从上市银行今年一季度的报告数据来看，大部分银行的存贷比已处于高位，在存贷比的约束下，即便是“定向降准”，可放贷空间已经不多。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末，招行存贷比已高达76.84%，此外，华夏、光大、民生、浦发、中信也都已超过70%。据统计，截至一季度末，16家上市银行存款总额为74.23万亿元，按照75%的存贷比极端值计算，可以发放贷款余额为55.67万亿元，比实际值51.48万亿元还有4.19万亿元的空间。“定向降准”属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举措，与‘全面降准’相比，它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将金融资源更好地投放到“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定向降准”更大的意义在于释放出资金定向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的政策信号，显示出货币政策由传统的‘大水漫灌’型总量政策向‘精准滴灌’型的结构政策升级的趋势。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源并不在于银行资金紧张与否，而是银行本倾向于将有限的贷款资源投向风险更低、回报更高的项目。即使“定向降准”扩大资金存量，也无法改变银行的贷款偏好，银行不会乐意将资金贷给盈利能力堪忧的企业，这是出于风险评估的考量。 很多在本地经营的小型商业银行，贷存比只有40%、50%，事实上并不缺少资金。降准之后，释放的流动资金也未必会流向小微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定向降准”在心理与预期的影响要大于实际影响。”金融方面的改善客观上的确会为小微企业融资创造更为宽松的条件，但要产生更好的效果，还需要实体环境的改善能够跟得上。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更多还是与企业本身的生存环境有关。除了‘定向降准’之外，需要配合一些更为综合化的手段达到支持小微企业的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实体层面的风险降下来。降低税收、降低小微企业经营成本，给予小微企业更好的生存环境，金融才能更好地进入。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与上一次重点在县域农村商业银行的重点部署有所不同，这一次大家关注的重点更多是定向降准能否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到“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就不得不提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截至2013年末，中国体系内影子银行规模达51651亿元，与2012年末的3万多亿元的规模相比，增幅明显。这些游离在传统金融机构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在“输血”企业的同时，更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既然小微企业普遍出现资金紧张问题，为什么它们只能得到地方小行的信贷支持，而实力雄厚的国有大行却不能对其作出同样的行动？
最近一两年执行的定向降准，一直以地方小银行为对象，不仅如此，政策面上还加强了对民间金融的支持力度，其政策意图显然也是基于民间金融和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小微企业“血缘”相近，从而通过壮大民间金融的力量来给小微企业以更多的信贷支持。目前，国有大银行对降准也产生了很热切的期待，按理来说，在它们的信贷资金额度有所增加后，如果能够投向于小微企业，那么经济运行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就能够得到有力的“输血”。但央行不打算开这个口子，这表明其对国有大行的信贷投向不放心。事实上，前几年频繁降准的时候，国有大银行的信贷资金大多投向了政府的重大投资项目，甚至投向了房地产等领域，导致房地产调控长期未能见效。
实际上，围绕本届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应对经济下滑而又有别于以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从“强刺激”到“微刺激”之辩，从“全面降准”到“定向降准”之别，决策层在用词方面越加谨慎，生怕一不小心便会引发政策过“左”与过“右”的评判。准备金下调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何为“定向”，何为“全面”？是“定机构”还是“定贷款”？讨论之前,有必要将上述定义理清。此轮定向降准的结构性作用，正是体现在盯住国有银行乱伸的手，让一些地方小行“先沾雨露”，同时督促国有大行切实履行其社会责任，将信贷投向的重点扭转到小微企业这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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