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在查违中涉嫌受贿一案，在福田区法院开庭。记者从深圳市检察院了解到，近一年来，有3名因查违受贿的执法队长被起诉。多名执法队干部被查办。2013年至今，共有15名街道查违人员(含1名协管员)因为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被检方审查起诉。
两年来15名查违人员被查
7日，检方指控张庆云利用职务之便，为违建者谋取利益，从2007年开始，先后收受6名当事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9万元、港币30万元。
检方通报称，张庆云的受贿行为并非个案，近年来深圳违法建筑丛生，负责基层查违工作的执法人员，也成为职务犯罪案易发人群。
2013年11月，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党工委委员、综合执法队(后改称规划土地监察队)队长张耀坤被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受贿61.3万元；2014年2月，宝安区新安街道执法队队长严太龙被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其放纵行贿人在其辖区内肆意违建，并帮行贿人优先承接违建拆除工程，受贿人民币74万元、黄金800克。
除上述人员外，还有6名曾任或现职的执法队副职干部因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而被查处，包括宝安区观澜街道执法队副队长卢少育、宝安区沙井街道执法队副队长黄伟良、龙华新区民治办事处执法队副队长艾程、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规划土地监察副大队长谭巧雄、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执法队副队长连立新、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执法队副大队长吴某青。
2013年至今，共有15名街道查违人员(含1名协管员)因为查违中涉嫌职务犯罪被检方审查起诉，他们集中在原关外地区，涉嫌的罪名包括受贿和玩忽职守，收受的贿赂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收了钱就睁只眼闭只眼”
据了解，九成以上的查违职务犯罪案件都涉及受贿。“送了钱，对方就会少查、不查”，一名违建者称。作为查违者的“猫”和作为违建者的“老鼠”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默契。
检方称，2008年底，某公司承包了葵涌街道的拆违工程，公司老板徐某某经常弄虚作假。而负责审核工程量的张庆云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报就怎么签”。在拆除一个虾苗厂时，对方报了1400多平方米工程量，张庆云明明记得该虾苗场只有400多平方米，觉得“做得太过”，却还是照样进行了审批。为此，徐某某先后送给张庆云人民币4万元、港币30万元。
“这些落马的正副队长均是60后、70后，不少人仍有发展空间，受贿时有所掂量，不是所有的钱都收，但临聘人员似乎无此顾虑。”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廖芸表示。例如，观澜执法队协管员李政庇护一处超标10000平方米的违建顺利完工，收取了100多万元好处费。
■探因
1.有利可图：土地和房产价格飙升
市检察院曾以基层执法为主题进行专项调研。调研显示，违建的产生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2004年深圳农村城市化后，土地和房产价格飙升，由此产生的矛盾空前尖锐，成为“查违”的核心难题所在。
“资本为了300%的利润就敢犯下任何罪行，土地的利润何止300%？”有街道干部感叹。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违建者挖空心思拉拢查违队员。有执法队员曾反映，开车到村子巡查，有人拿着一扎钱扔到车窗里，执法队员赶紧掉头往回走，很快电话追来，直接报是哪一栋“求关照”。“我的电话、行踪对方清清楚楚，对方是谁我都不知道”。
查处违建中，从盘根错节的原住民、有背景的违建者、长袖善舞的包工头开始，到社区、村集体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协作部门、街道办事处、上级单位，乃至各种“上级领导”、“达官贵人”等，交织成一张张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不少违法建筑赖此得以建成。
有时候，上述人员和部门可能作为违建业主代言人出现。例如，坝光刮起“抢建风”后，违建者纪某某的车刚被扣留，葵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贤武就打来招呼，执法队只好放了车。最后，纪某某获赔520万元并送给陈贤武15万元。
2.机制不顺：职能与财权分离
调研还显示，执法队员的心态也在变化。一方面是任务繁重、加班加点、经常遭遇暴力抗法、缺乏职业尊荣感；另一方面是无处不在的、远远超出一般岗位的巨大的利益诱惑。
此外，拥有管理权力和资源的职能部门不承担查违工作，而是委托给街道综合执法队负责，这就造成实际工作中“两个执法证、两套文书、两套程序、两套制服”的现状。综合执法队在查违工作中接受区规土监察部门的监督，但人、财、物却受街道领导。
市检察院检察官曾志雄建议将查违职能彻底从综合执法部门剥离，划归规土部门统一管理。“还应该加强监督，特别是拓展体制外监督渠道。只有把权力装在公开的笼子里，它才能不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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