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要逐步废除户籍制,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要求对各类不同规模的城市采用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同时也提出要完善与落户人口数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户籍制度为何会持续了60多年而顽强存在?户籍制度存废的核心取决于什么?当前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才能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延续目前的户籍制思路对吗?“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不是个“乌托邦”,强推会带来什么后果?
废除中小城镇户籍制属顺水推舟
中国的“户口”管理早在秦朝就已经有了,但户籍制度主要是在1953年之后形成的。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业经济,采取了牺牲农业,来为工业提供原料、资金等的方式,即后来常说的工农业“剪刀差”。它是通过计划行政手段,压低农民的收入,把农业部门的利润转移到工业去,以此来促进工业发展。这就导致农业、农民在整个经济体制里处于一种“吃亏”的状态,城市在工业部门工作的居民“收入”相对就高一些。而人是自私的,受此影响,当时的农民就想流动到城市中,进入工业部门工作。户籍制由此应运而生,把人口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目的是用来限制农民流入城市。
1978年的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以承包制为基础,农村首先出现了“万元户”。当时农村的收入高于城市,户籍制的存在不是很大的问题。后来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农村的发展相对于城市开始滞后。在城市收入较高的情况下,一方面吸引了农民工入城,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想为农民工提供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就依靠户籍制来形成一道围墙,作为能否享有社会福利的划分依据。
表面上看,户籍制度存在的原因是城市居民的福利高于农村。但实际上,这种“偏高”是相对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的福利高于农村是正常的,因为城市的位置优势,交通便捷,工业发达,人口的素质也较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本应高于农村。但因为加进了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城市居民的收入就“偏高”了。
根据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各部门、各要素所获得的收入是由它们对生产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劳动者的竞争力越强,对生产的贡献越大,所获得的收入就越高,收入与贡献是成比例的。城市居民的收入高,是反映了其整体竞争力强,对经济的贡献大。假设一个城市居民的竞争力是农民的两倍,他的收入也应该是农民的两倍。但加入了社会福利后,实际上,他的收入可能是农民的三倍、四倍。也就是说他的收入已经偏离了与农民的竞争力对比,远高于对生产的贡献应获得的部分。这种“偏高”的收入,是城市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结果。
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当然想流动到城市。不设置“围墙”,就会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涌入的问题。各城市的政府既想吸收农民工,因为工业发展需要农民工,但又不愿意让其“入户”,户籍制就竖起了一道“门槛”或“围墙”,把农民工挡在了社会福利之外。媒体和舆论这些年呼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认为其造成了“社会不公”,问题即在于此。
搞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户籍制度会在什么情况下被取消了。若农民的收入在农村与在城市能够拉平,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话,农民就没有动力流动到城市,户籍制就形同虚设,废不废除都无关紧要了。
其实在这次户籍改革之前,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一种状况,即农村户籍比城市户籍更“值钱”。为什么?因为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乡镇企业,要使用农村的集体用地。当地实行的是“就地工业化”,而不像西部的农民那样是到东南沿海地区来打工。因为使用了农村集体用地来发展工业,这些土地的价值大增,当地农民以“股份”的形式参与其中,享受分红。所以,在东南沿海的很多农村,即使农民不工作,也是“地主”,可以享受土地这种要素资源带来的收入,生活过得很好。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的收入比当地城市居民的收入可能还更高。在这次《意见》出台之后,有一个调查的结果是,如果户籍转入城市的条件是把既有土地的承包权还给国家,90%的农民是不愿意的。
所以,对东南沿海来说,户籍制取不取消,意义已经不大了。另外也应该看到,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扩散的过程,现在中国也在进行产业转移,由沿海转入中西部。中西部地区也在进行类似十几二十年前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进行过的“就地工业化”。
这次的《意见》明确提出,对于城镇以及一些中小城市,在人口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要改革户籍制为居住证制度,让农民容易落户。原因就是这些城市的居民,相比于农村有农地转为工业用地、可享受分红的农民而言,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这些地区的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取消只是顺水推舟、自然而然的事情。
降低特大城市居民福利才能持久
但这次对特大城市,如北上广这类城市的改革反而是强化了户籍制度。之前这些城市提出“积分入户”的政策,这次《意见》提出的是“严格控制”,也就是说,条件有可能比之前的“积分入户”政策更加苛刻。
原因何在?这是因为特大城市的福利特别高,如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等,不要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不具备。如果这些资源都是按照“市价”原则进行分配,谁出价高谁享有,也没有关系。但因为有户籍制度以及背后的社会福利存在,导致这些城市的居民实际上是以非常“廉价”的方式获得这些资源。比如现在一些特大城市的中小学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分配学位,连考试都免了。医疗也有很多不菲的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外来的农民工,包括大学生、甚至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也都想挤入这类特大城市。面对这种情况,政策应如何选择?
同样的道理,如果特大城市的居民的收入不是“偏高”,而是与其他大中城市、农村一样,民众收入是按其产出贡献“拉平”的(注意:这里说的“拉平”不是指人人的绝对收入完全一样的“平均主义”,而是指与其贡献相适应的相对收入,即收入除以其创造的价值的比例是一样的),就不存在“人往高处走”,不存在民众想挤破头落户特大城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拉平”。
一种方式是抬高社会福利,即提高特大城市之外的居民的收入。另一种方式就是拉低特大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水平。逻辑上只有这两条路。一说出来,一般民众的心理肯定是反对第二条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如此。所以在政治可行性上,第二条路难走。
但问题是第一条路是否可行呢?第一条路本质上是反市场的,是这些特大城市的政府注入了很多财政补贴,才使得户籍居民能够以“廉价”的方式获得这些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也就是说,特大城市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对有城市户籍的居民的定价是“扭曲”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脱节。如果在这些特大城市工作的非本市户籍人口,都按照这种扭曲的价格享受这些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财政能否支撑下来?落户了一批,是否还有另外等候的,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地涌入?
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以城市的税收去补贴周边的农村,以此来消除城乡差别。但它们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有相当的财富积累,在一段时间内是能够负担得起的。其次是绝大部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即使是人口最多的美国,与中国相比,都是地大物博人少,参与瓜分社会福利的人数较少,所以政府还能扛得住一段时间。不过,经过多年的瓜分,加上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支撑不下去了。这在日本和欧洲表现得很明显。因为这种政策下,居民得到的收入不是按照其产出贡献获得的,而是政府靠“劫富济贫”的方式,靠转移支付实现的。这种方式持续多年,最终整个社会的财富还是会支撑不下去。政府起先还可以借债度日,但最后连债券都发不出去,利息都支付不起,有的不得不以破产收场。美国因为有美元这个国际货币的印钞权,所以比其他发达国家能撑得更久一些,说白了是在透支美元的国际信用而已。
反观中国,资源条件本来就不好,地大但适宜耕种的土地少,物博其实谈不上,被人口众多这个大分母一除就半点都不博了。收入和财富的累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所不足,一算人均就更少。如果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通过社会福利来填平城乡差异的话,中国政府的财政很快就会崩溃。口头上说说“公共服务均等化”那样讨好民众耳朵的话当然容易,但实际上做不到,勉强而为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特大城市居民“偏高”的社会福利。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规模经济效应,即使由市场自发决定,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也会集中在特大城市,把它分散到广大的小城市或农村反而是“不经济”的。但谁能享有这些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呢?付费呗,谁付得起谁享有,由市场来决定。现在是政府人为搞一个“户籍”围墙来决定,围墙之内的人能享有,而围墙之外的人不能享有。这是政府划分出来的“特权”了。由“市价”来决定资源的分配,看似不公平,其实最公平。穷人怎么办?就像市场会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提供不同质量档次的商品一样,穷人会购买质量差一些的而已。每个人享受的商品和服务,由其收入、也就是由其对社会的产出贡献决定,每一元的享受背后都有事先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去支撑,这样的享受才能持久。
房价是调控人口的最佳选项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中国的城市化不能选择像日本的东京、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那种模式,即全国的大量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或城市群里。政府的确需要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问题是怎么调控,是用行政手段还是用市场手段。现在已经不可能真的去筑起一道实体围墙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了,因为它不符合现代经济需要人口自由流动的原则。若用现在的户籍制度来调控,就是外来人口可以自由来去,但要自食其力,不给社会福利。这对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来说,其实是很公平的,谈不上“歧视”。这些外来人口能否在特大城市待下去,是由他的竞争力、由他的收入决定的。好比华为的工资收入高,但能否进去并长久地待下去,是由应聘者的工作能力决定的。城市与企业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区别,民众也要靠实力生存,优胜劣汰。
其实,市场调控人口的来去和分布,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房价。因为要留在城市之内就会有居住的需求,无论是买还是租。特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房价自然就要上升。如果个体在市场的竞争力不足,收入不够高,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他自然就会离开,迁移到一个他的收入能够负担得了的小城市甚或农村。这看似对底层民众很冷酷,但冷静地想一想,企业的运作规则不就是如此吗?以“房价”来调整人口的分布,是最合理,也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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