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青年公寓”招牌重现34号楼，都是贴在楼内墙上、门上、玻璃上的出租信息。

　　1986年，“北三环西路34号楼”建成，毗邻多所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以40平米一居室为主，挂上了大名鼎鼎的“青年公寓”牌子，中国人民大学、外交部、粮食局、银行等“好单位”的优秀大龄已婚青年住进来。尤其以楼里住了不少高校中青年知识分子最为有名，1987年电影《鸳鸯楼》就以这里为背景故事拍摄，电影中还特意描述了一对研究生夫妻。那年代“研究生”基本就是“奋发有为”的同义词。

　　曾是名噪一时的样板工程

　　一晃28年过去了，“青年公寓”早已大换血了好几茬，楼里“住户”变成了“租户”，被关注的也只有群租、垃圾堆起火、入室盗窃的负面新闻。不过，因为寸土寸金的位置和学区房的优势，“青年公寓”再脏再乱，身价也只涨不跌。

　　尽管如今的青年公寓脏乱、治安问题突出，但地理位置和学区房优势，使得青年公寓的身价从未走低。青年公寓坐落在北三环，是海淀区的学区房，周边是中国人民大学、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上世纪80年代，许多大学的青年教师夫妻住进青年公寓。小区居民赵荣说，她刚搬进来时，邻居就是人大的教师夫妇，这样的邻居，跟同事说都觉着开心。

　　青年公寓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是为了解决大龄已婚青年的住房问题。建成后，可容纳1000余户。最有特点的是，这栋楼不像现在的楼房，它不分单元门，一层66户(包括配电室)，对门中间是过道，从东一眼望到西。这样悠长的过道，即使在阳光明媚的白天，如果不开灯，也显得幽暗深邃，像悬疑剧里的“犯罪现场”。

　　一层中，除了两个两居室，其余的全都是建筑面积40平米左右的一居室，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屋里“阳台”并不作为阳台使用，而是“一厨”的位置。上世纪80年代的楼房，还安装了四部电梯，但电梯除了在一层时，其他层都只下不上——如果从6层想去17层，只能坐到一层再由一层上到17层。这些设计，虽然在现在看来很“落伍”，但在当时，是北京名噪一时的安居大工程。

　　按居民的话说：“只有好单位的、干得好的人才能住在这。”当年青年公寓由北京多家单位共同出资建设，只有获北京市先进表彰的青年夫妇才能住，这在当时是令人渴望、羡慕的“二人世界”。

　　“青年公寓”10年前就摘牌了

　　1998年一则新闻报道称，“青年公寓规定居住期不得超过5年，但许多人入住5年后没分到房，只好继续住下去，于是‘青年公寓’变成了普通居民楼。”赵荣就是在1996年搬进来的，当时她50多岁，是乐器厂职工。她和工作于北京市粮食局的住户调换房屋，住进青年公寓。当时的租金是一个月30多元钱，“房改房”后，住户买下来也只需要几万元钱。现在，这里的房价是一平米五万到六万元，租金3000至3500元，附近多所高校更是进一步抬高了租金，一位理工大学的留学生要付的租金是每月4000元。

　　北下关街道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曹淑荣介绍，目前青年公寓里有1064户，其中八九百户是外来租户。曹淑荣说 “青年公寓”的牌匾，大约10年前就摘掉了，“原因并不清楚”，虽然现在也基本住着青年人，但“可能是觉得已经没有那个象征意义了。”这栋楼现在就叫“北三环34号楼”。

　　吐 槽

　　“出出进进再也没有人管了”

　　从50多岁到75岁，赵荣在“34号楼”住了20年。“1996年3月份入住，那会还挺好的。”赵荣说，当时生人想要进来，必须通过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值班员用一部电话打给楼里住户，得到确认后才准许进入。这是那个时代的“门禁”，如果有人拿着大包裹进楼，值班员还要打开检查一下。

　　后来租户越来越多，物业费收不上来，物业公司走了，保安也没了。不管是谁，出出进进再也没有人管了。人员的杂乱，给“34号楼”带来了很多麻烦，赵荣的记忆中，曾经的“美好”都是一两句话就能带过，然后就会说到这些烦心事，话匣子就关不住了。

　　进入34号楼，“你闻闻这味。”赵荣对北京晨报记者说，从楼门口开始，楼里就充斥着久积而成的垃圾味道。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规定城八区楼内的所有垃圾道封闭，由院内垃圾桶替代。但前两年，为了方便扔垃圾，“34号院”的垃圾道被打开了，角落里经常堆起垃圾，还曾经因为乱扔烟头点燃垃圾引起火灾。

　　“这都不算什么。”赵荣说，前些年电梯旁的电梯间也住上了人，但因为起初不是按照居住条件设计的，屋内没有厕所，住在电梯间的租户满楼找地方随地便溺，后来才在电梯间里临时做了一个“厕所坑”。

　　“住在这里没有安全感”

　　“我今年75了，收到过不少卖淫的照片。”赵荣说，楼里的人员太杂乱，传销的、在墙上刷、贴小广告的，发“包小姐”卡片的多得是，根本就抓不住人。前几天清洁工人刚擦完一台电梯间的地板，一个小伙子要上去，清洁工人让小伙子上另一台电梯，两人发生口角。赵荣还去劝了架，但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还是打破了清洁工人的脑袋。警察来取证，楼里没有监控，也没有一个人能认出“肇事”的小伙子，以前不认识，以后也没再见过。清洁工只能白挨打了。

　　“乱套了。”赵荣说，住在这没有安全感，害怕。“不管什么东西，放在门口10分钟之内准丢。”赵荣说，她丢过一箱苹果、被子、抽油烟机。赵荣要求用化名，也坚决不出境，她说怕被报复，还找不到“凶手”。“现在住在这害怕，可是住惯了，去别的地方住更害怕。”

　　遗 憾

　　问题曝光十多年没人管

　　彼时“青年公寓”有三四百个产权单位，后来房改房，一部分房屋卖给了个人，一部人搬走。赵荣说，她所知道的第一批入住的优秀青年可能只剩两三户了，像她这样长期的老住户也不多。赵荣的房子原本是北京市某机关的，但机关早就改组了，她既不知道现在房屋买卖能去找谁，住了这么多年也不用再交房租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混乱，让现在的管理更加混乱。

　　北京晨报记者搜索发现，除了1998年报道“鸳鸯楼”成“普通居民楼”外，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其成了“群租楼”，环境脏乱，业主难以维权。2010年，北京开始集中整治群租房，青年公寓又多次被点名。南里居委会主任曹淑荣说，租户太多，难以管理，有些房屋转租了多次，根本找不到房主。

　　曹淑荣说，现在的情况是，社区没有可以辖制租户的，租户也什么都不用社区。所以无法有效管理。她建议，“政府应该出台硬性规定，要求租户必须到居委会登记，详细记录信息。”

　　从一片赞扬到一片吐槽，媒体报道每每提及青年公寓，都会提到1987年电影《鸳鸯楼》。很少有一栋楼能被拍成一部电影，获得如同著书立传的荣誉。但如今这份荣誉却只为了衬托败景。青年公寓出身好，如今作为海淀区小户型的学区房，仍然抢手，但“问题”被曝光十多年也没人管令人感慨。

　　本版撰文并摄影

　　晨报记者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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