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热衷于聚集的国家。

  也许是庞大的人口基数给了中国爱热闹的性格，我们的民族对孤单似乎有着特殊的恐惧。其实，从最原始的群居状态脱离出来以后，人类开始普遍寻求一种自我的、自由的，甚至是放逐式的生活方式，这在西方表现的尤为明显。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渐疏离，大家开始尝试脱离开群体，狂热的追求个性与独特。可中国却没有开启这样的人际关系发展模式，它仍然尝试以各种名头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来共同谋划或完成一件事。这种有选择性地聚集从结束自然崇拜的年月起，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人为何会如此执着于聚集？这大概要从我们这个民族的家族文化谈起。

  在中国，家族的概念可大可小，大到一个乡镇、村落所有被划为同宗同族亲戚的同姓人，小到一个几口之家，而大家族中的每个人都会多少有些骄傲，这几乎成了人们不须商议的共识。特别是在过去急需劳动力的年代，人丁是否兴旺直接关系到一个家族的生活水平。贫穷、温饱还是小康，看起来都与这个家族人口的多少有直接关系。他们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相互依赖、也相互竞争，这其中错综复杂、连藤挂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牵绊，是西方国家所不能理解的。若是细细读上几遍《红楼梦》，或许会有所体悟。

  除家族这种天命的血缘亲情关系外，另一种维系多人间亲密关系的形式当属社团。中国人喜欢遇事有人商讨，有人分担，他们乐于汇总意见，通过对意见的筛选分析，从而定下结论。一句人多力量大，应该能够最浅白的解释国人心理。当然，我们也有更高层次的雅集，组建过更高层次的社团，从古至今，亦是不少。从东晋的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余人在山阴兰亭的雅集，到国家危难、国共争权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带有政治抱负的文学社团，我们不难看出，共同的兴趣爱好、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学识修养乃至社会地位是一个团体能够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红木爱好者联谊会活动现场

  受国情影响，中国在一段特殊时期内曾疯狂滋生出众多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有鲜明的团队理念与思想阵地，在中国当代文学天空中绽放出了夺目的光芒。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等人撇开玩票心理，重新定位文艺在人生中的位置，组建起了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社团文学研究会，他们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开始铸造自己的文学王国；郁达夫、郭沫若、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关注到了自我情感与突发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从而创立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分量十足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并以《创造季刊》为刀笔，表达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种种理念；两年后，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欧美留学生，受西方思潮影响，以最初的聚餐形式组成了新月社，著名的诗歌“三美”理论，便是闻一多在新月社期间提出的；随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匕首”鲁迅先生创建了语丝社、莽原社与未名社，与钱玄同、林语堂等人，试图“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这是他们力图压倒旧物向往新生的精神通道。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社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于聚集的偏爱，聚会上的同乐同悲，同喜同忧，正是中国人追求的“志同道合”。

  现如今，这种中国式聚集换了名号，以俱乐部之名取代社团，越发地活跃起来，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人数之众、形式之广、主题之博已是不可尽数。就我身边而言，便有针对中华木文化而组建起来的两大俱乐部——红木爱好者俱乐部与全球华人木友联谊会，这些爱木人时有的聚会，无疑是对以社团形式表达观点、同求进步的有力呼应。如此看来，中国的聚集文化，从未走远。 (赵阳/文)

(来源：中国红木古典家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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