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表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GDP增长乏力、产能过剩、市场疲软，部分企业因为销售不畅资金紧张甚至发生了偿债危机，出现了“跑路”的现象。“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的集中表现，在我看来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或者有人叫做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而风险正在加速地积累，所以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吴敬琏在出席“2014金融街论坛暨第十届金融博览会”时说。
高盛高华研究总监马宁在该论坛上则表示，从目前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有两个比较大的风险，一是杠杆率(债务与GDP比例)大幅度上升，二是影子银行发展比较快。
杠杆率高风险积聚
马宁进一步表示，我国杠杆率非常不平衡。从主要的杠杆率来看，老百姓的杠杆率是非常低的，现在只有23%，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也非常低——24%左右。根据不同的政府平台定义和统计口径，政府平台的杠杆率大概是27%至40%。从企业和政府平台合计来看，现在是156%，比2008年的125%左右上升了3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一块还在继续上升。
吴敬琏表示，为了应对杠杆率风险，有两种基本办法：一种是强刺激政策，要求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速度。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解除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或者使得投资者取得更高的回报。但是坏处在于，用了对企业进行补贴或是加大投资的办法来支持一个高增长率，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因为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补贴以后，反倒是减弱了提高效率的压力。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即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式经营，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支撑的进程受到影响。结果导致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风险进一步集聚，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第二种办法是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把主要的注意力、力量用于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但坏处在于，GDP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可能会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到一个中速的水平。
“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吴敬琏说，“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太低这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性问题。”他表示，在此制度基础上，才有可能解决效率提高的问题。只有效率得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够得到较快的增加，中国的发展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同时，吴敬琏对降低风险给出了建议：一是停止回报过低，或者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二是停止对一些”僵尸企业“输血；三是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四是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要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整；五是要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吴敬琏强调，经济新常态的定义不仅是经济增速的降低，在速度降低的同时效率也要提高。
刺激需求化解影子银行风险
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的《2014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认为，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居全球第三，增速位居全球第三。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则显示，中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达27万亿元(约合4.39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银行业正式资产规模的五分之一。2013年，中国“其他的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增幅超过37%，达到近3万亿美元，这其中不包括银行、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
针对影子银行风险问题，马宁表示，影子银行基本上百分之百的信贷是给了企业(大型企业、房地产市场、政府平台、中小企业)，影子银行在过去几年都是增长30%左右，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杠杆，增加了投资，而不是增加了消费。
“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实际上造成了中国杠杆率的不平衡，中国经济更加不平衡，是投资和消费之间不平衡的问题所在。”马宁称。
马宁表示，过去中国的改革和经济政策多是供给方面的政策，包括刺激投资、鼓励民营企业投资打破“玻璃门”等，都是针对投资方面的。但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投资一直大于消费，中国是不缺投资的，且每个行业基本上存在过剩产能。“现在最需要的宏观政策实际上应该是刺激需求，也就是刺激消费。”马宁表示，实际上可以刺激居民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消费信贷需求。“实际上需求的政策是最重要的，希望中央能够多做一些需求方面的政策和消费信贷方面的政策。”
银行改革方面，马宁表示，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还有数量控制，既有存贷比例控制，又有信贷额度控制。“在这两方面，信贷额度和存贷比之间实际上是非常矛盾的，没有任何一家银行现在能够既完成信贷额度不超，又能不改变存贷比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这是银行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马宁说，因此，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造成了银行的杠杆率提高，对金融政策形成倒逼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的要求。否则，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不足。为此，马宁建议，应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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