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定调农地改革坚持三条“底线”，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大幕开启，其真实意图在于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改精神。同时，也要看到，新一轮土改是在我国大量劳动力转移城市、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且目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既制约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影响了土地使用效率，也造成了大量土地浪费，影响了农民合理流动，更使土地无法带给农民合理、合法性财产性收入及融资的有效实现，进一步缩小了农民发展生产获得资金的自由幅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是新一轮土改应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终极目的。但在笔者看来，“同地同权”则是新一轮土改核心和落实农村土改“权利对接”的精髓，也是新一轮土改成败的关键。为此，需明确三个问题：一是理清“同地同权”具体内容；二是明白“同地同权”具备条件；三是掌握“同地同权”具体障碍。三者互为因果，共同作用，只有把三者之间的矛盾都解决好，才能形成农村土改有机整体，确保农村土改顺利完成。
　　从目前看，“同地同权”就是要让集体所有制土地与国有出让地具有同等身份、同等价格和价值、同等交易权利、同等增值水平、同等抵押能力等等。换言之，农村集体土地享受与国有出让地相同的“国民待遇”，不再受任何政策歧视和限制。而让“同地同权”得到实现，则又需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公正的评估机构、权威发证机构、维护农民权益组织、共同的交易市场等等。一句话，消除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任何“间隙”，使农村土地入市“变现”变得简单而顺畅。而目前要让农村土改内容完美无缺，并满足上述条件全面实现，仍存在七方面障碍：一是观念障碍，担心集体土地自由流转会造成农民失地，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二是土地双轨制障碍，担心取消土地双轨制影响地方政府利益；三是为农村土改服务的相关机构和法规缺位障碍，使农村土地自由交易权益难以顺利实现；四是社会保险机制滞后障碍，对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再就业、医疗养老保险缺乏合理制度安排；五是工作障碍，农村土改涉及亿万农户，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房屋等资源确权、登记、颁证到每个农民，不是件容易事；六是政府强势地位和被征地农民弱势地位障碍，解决双方在土地利益博弈中形成的“掠夺”与“反掠夺”矛盾是一个长期过程。七是地方政府财政出路障碍，农村土地入市后，地方政府财源得不到解决，会影响积极性。
　　为此，农村土改“同地同权”重点围绕上述七个问题做足做好文章。首先，加大宣传力度，统一社会各层面、各级政府意见，说明“同地同权”主要针对农民“三块地”，且坚持三条底线，不会因此引发农民失地和农村社会问题，形成社会共识。其次，取消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出让地的“双轨制身份”，才能破除农村土改怪圈，找到“同地同权”新出路。再次，建立和完善为农村土改服务的相应机构和相关法律规范，主要包括评估确权机构、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市场等等，为“同地同权”提供现实可能。第四，建立农村土改相应配套措施，包括为土地转让、出租的农民提供再就业培训、医疗养老等后续服务，消除“同地同权”后顾之忧。第五，在试点成功基础上，发动政府各职能部门力量，加大对农村土改工作投入力度，确保相应权证能及时地送到农民手中，使“同地同权”阳光雨露惠及亿万农民。第六，发挥各级人大监督功能，加大土改执法力度，有效约束各级政府伸向农村土改的“有形之手”，提高农村土改“市场成分”，让被征地的农民充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实现农村土改“利益均沾”。第七，加快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尽快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税收范围，实现财权与事权配套，让地方政府有稳定税源，不至于对农村土改失去信心，最终让农村土改沦落为一场“闹剧”。作者： ■特约评论员莫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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