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周时间里，有关记者被打、被骂、被通缉的事件屡出不穷：先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采写对凯恩股份不利的文章，被遂昌县公安局认定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并于7月23日作出对其刑事拘留的决定；7月27日，同在福州市曾经报道过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两家报社记者，其家属几乎同时意外遭遇车祸；7月30日，“霸王”员工到《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围堵、踢踹报社大门并推打记者；8月1日，《每日文娱播报》编导和摄像在郭德纲别墅门口遭一名男子的动粗，还被夺了摄像机；8月3日，中国世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禹晋永在北京召开维权行动启动仪式，针对“学历门”事件，对侵权诽谤的媒体和个人提起追究法律责任，禹的一番话：“现在也不过十几家媒体，就是150家我也要打，打垮你的财政你就知道厉害了，当5000万元落到你的头上你就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令在场媒体惊诧不已。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这段时间，天气有点热，似乎老板、名人、权贵阶层对待媒体的火气也特别的大。
　　撇开那些党报党刊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谈，就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与企业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既不是“鱼水一家亲”，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应该是一种互为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作为一份完全市场化的媒体，既要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新闻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体现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行业健康地发展，又要从客户利益的角度出发，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但是，媒体多年来报喜不报忧的新闻价值取向、企业习惯性的护短、掩盖，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辩解，让公众对媒体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近年来，随着媒体渠道的拓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的崛起，媒体的监督权得以极大地提升，那种视媒体如洪水猛兽，“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落后观念，最终害人害己，丧失自己向公众披露真相的主动权与最佳时机。
　　企业对媒体的态度，多半是谨慎的、戒备的，出于公关的需要，企业大都愿意跟媒体搞好关系，即便是搞个新闻发布会一类的，都希望能够严格按照自己提供的通稿刊发，而如果记者自主采写，则多半要求被“审核”。处于生存的需要，一方面，媒体常常会向企业表明自己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是可以为企业所利用的有价工具，希望得到企业最大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媒体也常常以正义的化身自居，用“揭黑”的方式揭露企业不为人知的内幕与交易，而企业往往把这种举动当做媒体的不怀好意、甚至于威胁，媒体与企业这样一种互不信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媒体与企业关系的一个基本现实。
　　以行业媒体最发达的佛山陶瓷业为例，许多企业把媒体当作“坐台小姐”，把“记者”称为“妓者”，认为只要给广告，就能随意买下这些媒体的任何版面；而确实也有一些媒体，缺乏媒体从业者应有的尊严与职业操守，只要给钱，什么文章都可以刊发。当然，绝大部分的媒体采编人员还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办报主张与追求，甚至崇高的新闻理想，不屑于那种肮脏的交易。但是，行业媒体采访、编辑、业务三位一体的运营机制，注定了媒体与企业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系列的交易，只是由于记者个人和报社的新闻价值取向不同而导致交易的对象、性质与程度不同罢了。事实上，在媒体与企业互不信任、互相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作为企业一方，寻求一些直接交易的手法本无可非议，把媒体利用的好的企业，媒体永远都是其公关当中的一枚棋子，企业付出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这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媒体自身的定位、办报理念与经营模式，也为企业寻租行为提供了可能。可以这样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是一种互利双赢的合作。
　　但是，那种“人一阔，脸就变”，不惜利用金钱、权力、甚至黑社会粗暴威胁媒体、控制媒体的愿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恐怕难以奏效。凯恩股份因一纸通辑令，搞得与媒体剑拔弩张；紫金矿业因令人唏嘘的“记者劫”而为公众所不齿；霸王则因上门推打记者而令品牌信誉受损；郭德纲同样遭遇了媒体的口诛笔伐；而禹晋永大张旗鼓的维权，看上去更像是一场闹剧。
　　信息社会，媒体泛滥，如何合理地把握并处理好企业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既考验合作双方的智慧，也考验合作双方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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