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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

https://m.biud.com.cn 2015年03月12日08:11 家居装修知识网  

  人多资源少的中国,城市发展更需智慧。

  人口迁徙浪潮中,大城市经历着从“空城”到“堵城”的宿命轮回,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考验一线城市管理水平;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三四线城市因快速发展而造成传统断代,曾经哺育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被高高在上的建筑取代,日新月异的城市面目下,离乡者找不到回家的路;“失控”的城镇化下,一些五六线的县级城市,缺乏核心产业支撑,人口外流严重,不动产产能严重过剩……

  消失的老宅,割裂的传统文化,难寻儿时记忆的乡愁,凡此种种细微的感观体验中,城市发展阵痛带给业界和全社会持续不断的思考和追问:如今面对千城一面的城市,如何重塑灵魂?

  上海: 超级城市宜居之路

  人口迁徙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考验一线城市管理水平。

  3月9日早高峰,青年白领刘芬加入了汹涌的上海地铁人潮。在最拥挤的2号线,站台工作人员需要帮助试图挤上地铁的乘客,才能使得地铁车门安全关上。

  这与三周前的春节形成鲜明对比,春节期间,车厢空荡荡的,街头马路行人稀少,这造成刘芬奇异的心理感受。作为怀揣梦想、寻找机会的一员,2014年,刘芬告别了家乡安逸的生活以及工作环境,为着心中潜伏已久的梦想,来到了上海。

  刘芬是每年涌入上海60万外来人口中的普通一员,对很多人来讲,上海是助人圆梦的一个神奇的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时尚之都”,“魔都”等都是人们赋予这座城的标签,然而,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清楚他的“痛楚”。

 大都会魅力

  作为超级城市,上海压力巨大: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事实上,它是工业化国家的通病,而中国的大城市病却因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

  有人将大城市的发展问题结于外来人口的“入侵”。

  为了逃避春运大军,今年春节,家人决定来到上海陪刘芬过年。刘芬也因此有机会看到了上海本来的样子。人们告别了拥挤的地铁,出行变得轻松愉快;车辆告别了焦急地等待,一路畅通无阻;吃饭无需等位;就连去洗手间都不用排队了。一切似乎都因为外来人口的暂时离开变得井然有序,和谐美满。

  但是,刘芬同样也发现了之前爱去的小吃店如今关门了,因为老板回家了;菜市场的菜农也歇业了,刘芬们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新鲜蔬菜;餐馆服务质量也降下来了,因为很多员工都回家过年了,服务员紧缺;街道上再也不见活力四射的人群,只有冷冷清清的孤影。

  随着外来人口四散离去,春节期间的上海成为一座“空城”。

  中国商业地产企业理事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刘玉清在接受《东地产财经周刊》(以下简称“《东地产》”,微信号:dongdichan)采访时表示,外来人口对于上海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不断涌入新的人口使得上海有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在谈到大城市病时,刘玉清表示:“将大城市病和外来人口的涌入联系在一起是很牵强的,刘芬并不认为上海存在住房困难的问题,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但如果努力工作,至少是可以租到房子的。至于环境恶化,更不是外来人口造成,而是多方面混合在一起形成的。”

  上海浦东新区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战军也告诉《东地产》:“外来人口的进驻对上海城市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上海的经济就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规模不会如此之大。

 楼市变数

  事实上,正是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支撑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在产能过剩已定的中国楼市大环境下,上海楼市对外来人口限购的看法,各界已出现分歧。

  李战军告诉《东地产》:“2015年,上海,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大的调整余地,比如,限购政策,政府始终不取消限购是非常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府应该放权于市场;对于房产税,其征收应该是经过人大审议并处理的,而非政府强制规定;最后,要减少保障房的建设,在上海,实际建设的保障房数量已经大于市场需要的保障房数量。以上政策如果不变动,对今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将是非常不利的。”

  李玉清则相对乐观,他表示:“上海楼市会延续2014年的行情,小幅往上走,但不会超过2013年。因为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上海依旧存在大量的购房需求,加上政策的积极引导,如二手房首付降低等,这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但也有消极因素,如不动产登记制度,这使得人们买房更加理性。”

  不过,曾经以调控楼市为出发点的限购,如今在“新常态”下也面临变数。和楼市问题相比,大城市病的破题显得更为迫切。

  未来蓝图

  针对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专家认为冶病之道在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李战军和刘玉清都认为,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病症”主要是其管理水平和能力的问题。李战军表示:“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城市管理水平会滞后于城市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15年间,尽管上海人口增加量在800万左右,其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发展都是非常优越的,上海没有出现贫民窟,也没有大量失业,这些成就也是值得颂扬的,但还需继续努力。”

  刘玉清认为,城市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会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就拥挤问题来讲,香港的人口密度要大于上海,但是香港却基本没有城市拥堵问题,这就基于其高效的交通管理。

  在香港,“买车便宜养车贵”。高昂的登记税、牌照费、油费、燃油税以及停车费及海底隧道费等多种不同开支,令不少人对开车出行望而却步。香港运输署公布的数字显示,在全港总共57.5万辆汽车中,平日在路面上跑的私家车只有不到30%,公交车占七成以上,大量私家车处于“休眠”状态。

  此外,香港公共交通极度发展,令港人可以自由选择,所以,选择公交出行的比率高达90%。

  伦敦市中心区收取拥堵费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在伦敦,当车辆进入市中心规定区域,所有车辆需要缴纳一定数额拥堵费。这些征收拥堵费的区域设有监控摄像头,牌照号会被摄像头记录下来,计算机识别系统会准确读取车辆的牌照号,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收费。

  继续发展新兴CBD,形成小型社区,也有助于避免城市中心区局部拥堵。

  在治理环境问题上,李玉清认为要强制实施,采用经济和行政多种手段行限制。尤其是在治理空气污染问题上,应和周边的兄弟省市联动起来,共同努力,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同时,促使人们减少对于私家车的依赖。

  事实上,上海已启动2021-2040城市规划。“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睿智增长”、“开放包荣”等关键词已勾勒出未来超级都市的发展蓝图。

  温州:瓯越文化流逝之痛

  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城市逐渐成为丧失灵魂的水泥森林。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曾经的江南。钢筋水泥混凝土,这是如今的江南。

  瓯江作为江南的“天然鱼仓”,瓯越文化发祥于此,瓯江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温州人。老城已不在,新城均一面。时代的大潮卷去过去的沉寂,令一切焕然若新。暮然回首,青砖黛瓦的老屋日益难觅,唯有楼房矗立,把时代的变迁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作为制造业兴起的地方,温州从瓯江时代走向了新东海时代,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区在东海之滨崛起,但瓯越文化却变得日益模糊。

 那些温州记忆

  刚下飞机的温籍华侨陈光荣,从荷兰历时12小时到上海,来不及调整时差便转机回温州。在温州永强国际机场看到他,虽满脸疲惫但也难掩归乡喜悦之情,陈光荣告诉《东地产财经周刊》(以下简称“《东地产》”,微信号:dongdichan)记者,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温州,第一眼让他惊喜的是永强机场都上国际化了。

  推着行李车走出机场,已是知天命年岁的陈光荣踏上了寻找那些年温州记忆之路。走在满目高楼的街道中,他似乎找不到一丝当年生活的影像。在他的记忆中:“九十年代初,温州城区同80年代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街上没有多少高层建筑,到处都是低矮的民居。屋中大多没有独立卫生间,甚至没有厨房,最多不过七八十平方米。在当时,个人买房几乎不存在,基本都是单位购房建房再分配,老百姓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感受房价的压力。”

  “路堵了,车多了,桥少了,河脏了,田地都被填为高楼了。站在温州市区天桥上,呼吸着工业废气,昔日的老街小巷消失了,没办法再听到沧桑的声调、古老的歌谣,温州鼓词绕耳畔的情景也没了,商业氛围愈发浓重。见证温州历史进程的五马街,今日成了温州商业的标签。”

  不仅仅是陈光荣之类的归国华侨有此感受,就连在上海打拼的温州90后蒋琼也觉得,现在回家都不像以前,每回去一次就会发现多了一片高楼、有了点新变化,各类新城区正在规划开发。

  那些旧貌新颜

  作为在上海生活的温州人,余可回忆起返乡之旅,总弥漫着难以言说的乡愁。

  余可拥有着对上海的童年记忆、亦拥有着对温州不变的故乡情怀,逢年过节必定回去走亲访友。今年春节,她选择了乘坐大巴返乡,冬日的夜晚,车渐渐驶入熟悉而又陌生的车站。车站在翻新,车站周边的配套设施在不断的完善,银行、酒店、小卖部等等比比皆是。走出车站,拉着行李箱去寻找停在停车场的车,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余可居然连自家车都找不到。她惊讶于城市变迁速度之快,“回家的路都会开错”。

  每次回去,她必定要去奶奶家庭院。一个小巷子进去,映入眼帘的是门上木板雕刻的对联“苗壮方能茂,花香不在角”,曾经门庭若市,如今稀落几人。这算是罕见保留完好的门庭,古色古香。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牡丹花、万年青(000789,股吧)等,屋顶的瓦片从未翻新,几经风雨依旧完好。小时候夏天喜欢拿着煤油灯,跟兄弟姐妹搬出板凳到院子里乘凉看星星,现在蓝天白云都难得见到一次。

  “父母总是让奶奶到我们家来,她待几天就按耐不住回自己家的心”。余可说:“奶奶总说这些高楼,我还是住不惯。”

  “哪里又新开了一家什么店、谁家搬到哪个新小区了、哪里现在改造成什么了、哪条路现在也可以去哪个新区了。”余可说,“有一个在规划馆工作的同学说,未来的温州,只会越来越现代化、跟上时代的潮流。”

 千城一面的新城

  温州下辖的瑞安市也是其城镇化建设的代表之一,千年古城,江南鱼米之乡,自古市井繁华,商贸发达,人文荟萃,郭沫若曾题联“玉成桃李,海涌波澜”。

  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杨易,喜欢背着相机寻找瑞安印迹,一直有文艺青年范儿,计划出一本《瑞安记忆》摄影集的书。他围绕这座城市走了近两年,记录着每个长满青苔的角落。保留完好的古建筑屈指可数,如玉海楼、八角桥、硐桥等等,瑞安老电影院、瑞安剧院已无人问津。在瑞安人心中,这座城市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特有的韵味。

  瑞安仅剩的老城区,记忆中的解放南路,青瓦房早已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高层小区住宅、温商大酒店。瑞安人走街串巷的生活渐行渐远,家家户户都关起门来,邻里难得碰面,再也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生活。

  这些年,瑞安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转型,让瑞安成为鞋都、箱包城,外来人口的增多,城镇建设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在瑞安务工的李晓武对《东地产》说:“瑞安拿的工资在老家好买房子了,但在瑞安消费根本不够。新建高楼的价格又让我们外来人口无法承担,老式居民住宅拆迁,连想租套便宜的房子都难。”

  在十五年前,瑞安人还可以下江抓蟹、下海捕鱼。如今,江被外滩城墙遮挡,人被高楼包围。“郁金香满城,新湖广场建。高端住宅密,商业规划集。”这是2015年瑞安人对瑞安的评价。发源于瑞安的实力企业——新湖集团,经过20年的历练前行,回归瑞安打造首个商业综合体,打造60万方世界级都会综合体新湖广场。2015农历年刚过,郁金香盛开的新湖广场就成了瑞安市民正月的新去处。

  张小文一直生活在杭州,由于家中企业需要人手,便回到了瑞安。她说:“比起在杭州的生活,瑞安休闲娱乐去处较少。现在有了瑞安电影城、港瑞新玉海,许多大牌进驻,餐饮连锁店几乎到处都是,购物餐饮再也不仅限虹桥路商业街、时代广场和开太百货了,多了个选择。瑞安图书馆、博物馆、海洋馆、体育馆等场馆的翻新拓建,也方便了市民的生活。”

  在温州“高楼遍地起、建筑穿新衣”的不只瑞安这一座城市。在发展进程中,三四线城市正脱轨自己的发展特色,临摹一二线城市的也不在少数,我们是否应当思考城镇化进程如何走得更好。“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事例绝非一二,特色古建筑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端住宅、商业综合体。

  为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千城一面?城市建设该保留的那些文化底蕴又去了哪里?城镇化建设中市政建设与市政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对一座已经成形的现代化城市来说,找回自己的特色,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城镇化之痛 “失控”的造城运动

  由于缺乏主导性产业,相当多的县城吸纳不了外来人口,但不断新建的楼盘导致供需严重失衡。

  “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作为新上海人的文艺青年刘艺邦,在面对《东地产财经周刊》(以下简称“《东地产》”,微信号:dongdichan)采访时,以贾平凹的话形容自己的故乡情结。

  刘艺邦的故乡位于云南昆明与大理之间,被群山包围中的一个村庄。谈及三周前的回乡感受,他显得有些忧心: “故乡已经改变了模样,原本以为在大城市打拼疲惫了,可以回去故乡缓一缓,哪曾想家乡其实一点也不慢,因为它赶上了城镇化这趟列车,它在拼命的进行着造城运动。”

 城镇化失控

  刘艺邦的感受对应着中国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城镇化。偏居祖国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在城镇化浪潮中“失控”。

  早在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数平均为每年13万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496万,是政策实施前20多倍。据知情人士称,2014年最终统计数据尚未出来,但预计保持了此前的平均速度。

  一位基层干部向《东地产》透露,为完成任务,一些部门按人口比例层层下达指标。由于“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致使基层在工作中弄虚作假、随意扩大转户对象范围。有的地方将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户成建制地转为城镇户口,转户农民没有城镇固定住所,工作人员便将县政府办公大楼作为上万人的落户地址。大量已转户的人口享受不到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以及获得就业机会,这些转户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 有专家调研表示。“过分强调速度和进度,使一些地方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演变为人为推动农民进城的‘被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的推进,有的地方政府是为帮助地方的房地产业发展,也有的地方是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对城镇化带来的不良后果,刘艺邦所在家乡的群众有诸多怨言:把“农转非”变成一项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数字城镇化”只会带来“空心城镇化”。

  消失的村落

  “最近十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最近三十年,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个锐减到不足60万个。

  村落的消失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态条件恶劣处的移民迁移,大多是政府行为;另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者年轻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村落自然萎缩了。

  目前,在中国的自然乡镇,城镇化已被异化。对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就是拆除旧城建设新城,片面追求视觉效果忽视文化内涵,甚至被异化为“大拆大建大手笔,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园区扎堆聚,CBD扮靓GDP”。

  事实上,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仅完成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第一阶段转变,却在从产业工人到市民的第二阶段转变上亦步亦趋。它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一方面,农民中的大部分已经转出农村,农村日益空心化,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另一方面,转出农村的农民虽然在形式上成为了市民,但其与真正市民实质上的不平等引发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矛盾,为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埋下隐患。

  回不去的故乡

  从事IT业,来自江西的新上海人张鹏也对家乡的城镇化忧心忡忡。“那些以造城为目标的城镇化,切断了家乡世代积淀特有的文化与习俗,还有自己的根。”

  拖着行李箱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张鹏感受到荒凉,“街道坑坑洼洼,到处是工地,房子一眼望不到头,路上鲜有行人。”

  城镇化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垃圾围城也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坎。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在过去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共有68.5亿吨工业垃圾和240亿吨工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被排放到自然中,他们彻底让故乡不了颜色,河里的水黑了、路边的树灰了,就连天空都变成朦胧美了,东风以来池塘里的塑料袋乱飞,那机器的轰鸣声,不是发展是破坏。

  由于缺乏主导性产业,相当多的县城吸纳不了外来人口,甚至由于周边地市级城市、省会城市的磁场效应,相当多的县城甚至成为人口净流出城市,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之后,这些以大城市城乡结合部一样特征呈现的县城,将面临一系列的难题。

  “宁静的大山已在山脚、山腰、山顶砍出了一条条荒带,推成了土公路,干燥的冬春之交,满天黄土飞扬。曾经常见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如今变得很脏很乱很难看。村长对老人和孩子说几年之后这里也会变得像县城一样漂亮……”文艺青年刘艺邦说:“故乡,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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