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版的“孟母三迁”甚至引发了一些 “前无古人”的悲剧。因为二套房的限购政策，为了获得学位房，年轻父母 “假离婚”，“协议”房子归男方。后来男方不愿意“复婚”了。因为女方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女方追悔莫及。这样，对养育孩童来说，真是适得其反。
学位房单价远超豪宅和别墅，源于学生家长将购买学位房看做是获得最好教育资源的唯一方式。高价乃至天价学位房的出现，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无奈选择。将购买学位房视为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成为共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年轻的父母来说，与其求爷爷、告奶奶托关系然后缴纳“择校费”（这过程中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买个“学位房”干脆。此外，孩子上学时，父母正好可以住在这套房子里，这样免得孩子上下学的时候长途奔波。更何况，相对其他房子，学位房的价格是不会掉的，甚至还是很好的长线投资机会。
为了达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配置，教育部门的确曾经出台相关的措施来解决此问题。一些城市，在师资方面，特级、中学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等都已经较为平均地分布在区域内各小学之内。在教学硬件上，也是统一均衡配备。不过，这不能改变一个现象。一些学校离公务员住宅区近。其实人性的本能是将教育资源放在政治中心，放在一线城市，放在富裕地带。这样一些父母就愿意把儿子送到那里，好让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结交到一些“高水平”的同学。在“官本位”的传统观念那里，这也算是一种“长线投资”。
而对父母来说，这也有一些风险。有些城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定期不定期地变动“学区”。如果谁在体制内有可靠的关系，由于不涉及国家机密，也能合法地提前知道。只是政府没有法定义务提前告知所有父母。这样，一些父母就会因信息不对称而投资失败。
当然，我们似乎还可以批评父母亲：你的孩子在重点小学和中学，就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吗？不过，这个批评有些苛刻。毕竟没有哪个父母真心这么认为。他们只是期待在每个环节上都能把握孩子的命运。
如此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需要反思的环节很多。例如如何让房价与教育资源脱钩，如何广泛地发展民办教育以达到为公办学校“减负”的目标？长期以来，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向地方政府赋权，还民营资本自由经营的权利。过去允许民间办非营利性学校，不让办营利性学校，带来了很多灰色地带。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只有民办学校的充分发展，公办学校一枝独秀的地位被打破，“学位房”的土壤才能被清除。重要的是，这条道路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好学校出现，形成更多更好的学区，让更多更好的学区中有更多更好的“学位房”。这就是自由市场理论的洞察力。
民办学校的长足发展，有赖于国家为民办教育拓展空间。我们期待民办教育不仅是可以办学，还应当是能够盈利地来办学，让民办教育成为营利性教育，让公办学校成为非营利性教育。因此，此之营利与否，并非就“意愿”而言，而是就教育投资主体及其机制而言的。
只有这样，当前“土地财政”下的“学位房”乱象才能得到根本意义上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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