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以后，城乡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需求已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但在教育、文化、医疗、居住、交通、通讯、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依然差别甚大。城乡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对这些消费需求方面的满足程度上的差别，不同层级的城市差别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解决“住、行、学”方面的供求缺口，对我国经济未来几十年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度将是巨大的。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科技进步过程中，人们在“住、行、学”等方面将呈现出持续的新需求。
“住、行、学”的主要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尚有较大供求缺口，但它们的经济效益却明显低于大部分产品已处于供过于求的制造业，这种状况与市场机制的内在机理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引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成因在于体制机制的制约。
2000年以后，随着温饱型小康的实现，城镇化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主要机制。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列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经济社会载体，强调“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社会发展需要新型城镇化
从根本上说，地理区位、户籍制度、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特征等不是决定我国城乡差别的最主要的经济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需求差异也不是决定城乡差别的最主要社会条件。不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满足“吃、穿、用”需求外，也都有着教育、文化、医疗、居住、交通、通讯、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
我国城乡差别实际上来自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在供给程度上的差别。从消费需求看，200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以后，城乡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需求已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但在教育、文化、医疗、居住、交通、通讯、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依然差别甚大(在一些偏远或落后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中小学教育、最起码的医疗条件等都显得匮乏)。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都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列为民生工程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这些内容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此来看，城乡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对这些消费需求方面的满足程度上的差别，不同层级的城市差别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这些消费内容简称为“住、行、学”。其中，“住”的内容包括住房(如质量、结构和设施)和居住条件(如自来水、天然气、供电、闭路电视和宽带网等)等方面的供给状况和消费条件；“行”的内容包括医疗、保健、道路(如公路、高速公路、城铁、地铁和高铁等)、通讯等方面的供给状况和消费条件；“学”的内容包括教育(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文化(如影视、艺术和各种演出)、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供给状况和消费条件。毋庸赘述，在这些方面，不仅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而且城镇居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不仅涵盖了农村居民，而且涵盖了城镇居民，使他们在“住、行、学”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新型城镇化的“新”在哪里？与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我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相比，我国的城镇化之“新”有三层含义：第一，它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导向，因此，这种城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要求，是真真切切的民生工程。第二，它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主动推进的战略性举措，这种城镇化体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建立在认识世界基础上的改造世界的工程。第三，它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展开，不仅是一个资源按照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重新配置的大调整过程，而且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系统工程。
新型城镇化将支撑可持续发展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着力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数据分析，一些人认为，2000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只有制造业的3/4(甚至更低)，由此，强调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能力将持续降低。一旦这种情形成为现实，不仅城镇化的进程将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西方增长经济学主要从供给角度研究了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创造GDP中的贡献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等问题。但在实践中，任何的市场总由供求双方的交易所形成，由此，仅仅讨论供给状况是不够的。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尤为如此。从一种产品(或服务，下同)看，假定生产的供给能力为120、需求仅有100，在不考虑需求弹性和由出口引致的需求空间扩大的条件下，这种产品的增长空间已接近为零；与此不同，如果一种产品的供给能力为30、需求为100，则这种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的扩大至少还有70的空间(虽然它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填平这一供求缺口)。一种产品的增长空间是如此，各种产品的增长空间也是如此。这说明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实际上是由产品的供求缺口决定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1998年以后95%以上的“吃、穿、用”等消费品就已供过于求。形成了买方市场，出现了产能过剩。这意味着，继续扩大以“吃、穿、用”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能力和产业链面临着市场饱和所形成的严重约束。与此相比，“住、行、学”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就总体而言，在全国各个地方均有着较大的供求缺口。由于“住、行、学”的单项消费在价值量上较多地大于“吃、穿、用”，同时，“住、行、学”的需求弹性大于“吃、穿、用”，所以，这些方面的供求缺口对经济增长可持续能力的支撑力度明显地高于“吃、穿、用”。如果是，为了解决13亿人口的“吃、穿、用”方面的供求缺口，我们曾在几十年时间内以GDP增长率的高位运行表现出了我国经济巨大的增长潜力的话，那么，解决“住、行、学”方面的供求缺口，对我国经济未来几十年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度也将是巨大的。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科技进步过程中，人们在“住、行、学”等方面将呈现出持续的新需求。这决定了，以“住、行、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发展，在建设民生工程的同时，将持续支撑着我国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进城镇化建设
长期以来，服务业的经济效益低于制造业有着多方面的成因：第一，在现有体制机制安排下，在用地成本、水电燃气等价格和税收及其他相关收费等方面，商业、餐饮、宾馆等服务业付出的成本高于制造业几倍乃至几十倍，由此，在按照销售利润率(或资产利润率)计算的条件下，这些服务业的经济效益不免低于制造业。第二，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媒体等尚未充分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展开经营运作的条件下，这些服务业的经济效益很难与已基本展开市场化运作的制造业直接比较。第三，在继续贯彻公益性取向的条件下，医疗、保健、城市交通(如公交、地铁等)等的价格中包含较大比例的财政补贴，属于非市场价格范畴，因此，这些服务业的经济效益很难与制造业直接相比。
“住、行、学”的主要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尚有较大供求缺口，但它们的经济效益却明显低于大部分产品已处于供过于求的制造业，这种状况与市场机制的内在机理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引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成因在于体制机制的制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诸如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和体育等中大部分服务迄今依然以公益性为基本政策界定，忽视了由城乡居民多层次消费结构所需求的多层次市场供给格局的发展要求。
以大学教育为例，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39万人，计划招生人数大致为698万人，高考录取率达到75%左右。就此而言，毫不逊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如果2014年的高考学生年龄为18岁，那么，1996年我国新出生的人口大约为1522万人。按此计算，高考报名人数占1996年新出生人口数的61.69%，高考录取数占1996年新出生人口数的45.86%。这意味着，2014年有583万人没有参加高考报名。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40多年历史看，引致这种情形长期发生的主要成因在于，高考计划招生数量上的行政管制和财政性投资办学体制机制的约束。教育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它可分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两种类型。从各层次学历教育来看，小学到初中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应由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在这个范畴内，不存在市场机制运作问题；但高中以后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本科以后的教育，就应逐步提高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程度。如果说本科生中还需要有一定的比例实行财政补贴方式(如公立高校或财政补贴学生)以满足低收入的城乡居民家庭子女入学就读的话，那么，研究生的教育就应基本实行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方式。在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尚难理顺的条件下，面对存在严重供求缺口的教育市场格局，可先从最高端(如博士生阶段的教育)的需求展开市场方式的运作，由此，展示按照市场方式运作教育服务的经济效益。
从高端服务业起步展开市场化运作，在缓解供求缺口矛盾的同时，展示服务业的经济效益，这一路径选择对于文化、媒体、医疗、保健和体育等也是可以考虑的。在此条件下，随着高端供求缺口的缓解，市场方式的运作逐步向高中端、中端和中低端等层面展开，多层次的服务市场体系将在推进中形成。城镇化中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也将展现它在支持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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