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在2010年提出的判断得到了应验。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早在2010年，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就提出一个基本判断：在两三年内，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回落，进入高速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
这一判断得到应验后，由刘世锦等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在2013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15年，刘世锦的研究团队又提出新的判断：今明两年将是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在研究近期国内经济发展变化的同时，刘世锦带领的团队 对2015年到202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也作出了分析判断：预计到2020年以后，GDP增速将会低于6%，而未来十年，GDP的平均增速将是在 6.2%左右，中国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概率也很小。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刘世锦表示，对需求端要适当地稳投资，对供应端则要快速减过剩产能。过剩产能退出去了，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就能够回 升，PPI能够恢复正增长，企业能够恢复盈利，财政状况也会有所好转，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通缩了。当前稳增长要稳投资，关键是稳效益，效益稳了，增长才能真 正稳，所以说稳增长要服从于稳效益。
刘世锦补充表示，中国经济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全面持续的提高要素生产率，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一条主线。
增速回落是经济规律使然
经济观察报：你在2010年提出中国经济将会下一个较大台阶时，曾引来很多媒体和专家的一片质疑声，但后来判断被应验了，现在又对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判断，请问，你是基于哪些具体的研究分析，才得出这些基本判断？未来十年GDP的平均增速大约是多少？
刘世锦：早在2010年，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就做过一项研究，通过对二战后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的梳理，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 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包括欧洲的德国在内，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 例外都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平均降幅达到30%以上，有的达到一半左右。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从高速转至中速，并非主观选择，而是经济发展 规律使然。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增速由过去的10%左右，回落至7%至8%之间，这标志着已经进入了高速向中速阶段的转换期；人均 收入方面，早在前两年，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人均GDP就已经接近11000国际元，到2014年，全国人均GDP也达到了这个关键点。对照国际经验，中国 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确属经济发展规律使然。
现在我们所做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是从2013年开始的一项研究。在逻辑思路上，延续了之前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分析框架，与之前有所不 同的是，我们将研究聚焦于未来十年，特别是当前和较近的几年。在分析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年将会发生什么样变化的基础上，我们确定2015年的主题 为“攀登效率高地”，集中分析2015年到2024年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总的态势。
目前大家都很关注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会不会出现过快下滑？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是均衡点在什么地方？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我们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 是，今年和明年这两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认为应该采取缓冲性的宏观政策和效率导向的政策措施，战略上以守为攻，把底线守住，不出现全局 性、系统性的风险，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
按照我们的分析预测，未来十年GDP增速会逐步降低。2015年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再往后应该是低于7%的，到了2020年以后会低于6%。未来十年GDP大体上平均增速会达到6.2%左右。
经济观察报：GDP从过去的10%左右，回落至7%、6%之后，会不会导致出现严重的财政收入偏低、城市就业困难等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刘世锦：对于经济增速数字要理性看待。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往往不愿接受增速下降的事实，采取强力刺激，反而导 致矛盾的进一步积累和拖延，甚至引发一系列危机。在转型过程中，利用相关调控手段，平抑经济波动、防止短期过快下滑是必要的，但应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原 则。
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增长基数相应增大，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上升。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经济新增量和可吸收的就业 人数，比以前显著加大了。与2000年时相比，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扩大5倍左右，那时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新增量约为1000亿元，到2013年就达 到5000-6000亿元；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在2005年约为80万人，到2013年则达到了170万人，总体上就业形势还是很不 错。
按照我们的分析预测，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每年的新增量最少达7000亿美元，这相当于在世界上排在第20位国家的经济 总量；服务业比重会上升到60%左右，而服务业比工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综合起来看，不会出现严重的财政收入偏低、就业困难等问题。我估计，未来十年，中 国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
新常态第一个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规律，要尊重规律。中国经济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全面持续的提高要素生产率，这才是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的一条主线。
稳增长的关键是稳效益
经济观察报：在什么情况下，中国经济才有可能结束探底、停止下行？
刘世锦：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最主要依赖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又主要分三项，即基础设施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 造业投资占30%以上，三项合计起来占到总投资的80%-85%。而制造业投资又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都 相继落地了，高投资也就触底了，中高速增长达到均衡点也就达到了。
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都基本触底了，房地产开始回落。对这一轮回落，有人认为只是周期性调整，过一段时间还会起来。我们的判断是，占到 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大约是1300到1400万套住房，这个点在去年就达到了。往后基本上持平，之后还会逐步回落。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2015年稳增长的关键就是稳投资，为什么还要重点强调稳投资？
刘世锦：如果把增长阶段转换分为上下半场的话，前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就是上半场，从去年10月开始，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这标志着已经进入了 增长阶段转换的下半场。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矛盾和风险集中开始逐步显露或释放，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以往也明显增加，短期内经济过快下滑的可能性正在 加大，在这一时期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基本稳定，不出现大的起伏，同时在结构调整、增长质量改善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2015年而言，要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房地产投资预计会降到8%左右，制造业投资预计增长12%左右，如果政策支持力度到位，基础 设施投资也有望实现20%左右的增长，除此之外，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增长空间很大，这块预计会保持20%左右的增长。综合测算下来，2015年的固定资产 的投资估计会增长14%左右。这样的话，2015年稳增长的关键还是要稳投资。
我们强调稳投资，并没有说要人为的把它拉高。从需求端来讲，可以把投资适当的稳一稳，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供给端的严重过剩产能尽快退出。在过去十 多年的时间，随着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高速增长，中国一大批重化工业也快速的增长，需求端增长放缓以后，这些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一直调整很慢，突出的有 煤炭、钢铁、石油、石化、铁矿石等行业。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业部门利润下降，主要是上述几个行业造成的。对需求端要适当的稳投资， 对供应端则要快速减过剩产能。过剩产能退出去了，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就能够回升，PPI能够恢复正的增长，企业能够恢复盈利，财政状况也会有所好转，也就 不存在所谓的通缩了。由此而论，当前稳增长要稳投资，关键是稳效益，效益稳了，增长才能真正稳，所以说稳增长要服从于稳效益。
但目前地方政府对减产量、去产能态度不大积极甚至消极。尽管大家认识到严重过剩行业调整难以避免，但往往希望别人调自己不调。除了试图回避企业 关闭、债务处理、人员安置等带来的矛盾外，维持已有的企业，就有一块GDP，还可以收到增值税，也是不少地方政府的“小算盘”。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大 面积亏损，差企业想退还退不出，好企业也要被拖垮，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过剩产能退出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现阶段中国体制条件下，产业进入和退出都受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力量的特殊影响，市场作用有限。在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问题上，还是要用谋划和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政府加市场的解决办 法。
“互联网+”带来发展契机
经济观察报：现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正在抓紧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热点话题，你对互联网改变实体经济的前景有何看法？
刘世锦：对于互联网改变中国实体经济的前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网购很火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序幕，互联网对传统经济改造才刚刚开始，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企业生产过程的深度改造，也就是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
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与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过程不期而遇，两者碰撞会催生出新的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这将使中国这一轮产业重组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类似产业重组有很大不同。再有就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互联网+”的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推广环境。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和改造、对严重过剩行业洗牌、拥有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三重因素叠加起来，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成功几率，对推动全面持续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也很大。
经济观察报：你在谈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也提到农业。
刘世锦：现在中国农业发展方式很难持续。按统计数据，农业的就业比重为30%，产值比重是10%，但实际上从事农业的人数比重在20%以下，即便如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相当低的。中国主要的大宗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严重倒挂，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很高，但由于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成本的迅速上升，导致农民种粮并不赚钱。还有，农药、化肥、重金属等对耕地的污染严重。很显然，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迫在眉睫。
转型的关键是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一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毋容置疑，保 护稀缺的耕地资源、重视城市规划尤其保护农民利益都非常重要，但这并非由计划者的主观认定，而必须受到市场信号的制约和检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减缓，而城市资源下乡的动力明显增强。应顺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加快土地制度改 革试点，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更大一点的空间。同时，通过土地确权和合理流动，使农民在土地资源上的权益通过价格变化得以显示，并通过交易和优化 配置利用得以实现，这样才能真正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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