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是增加就业的唯一来源，是中国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主要贡献者。早在2013年5月，第十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上海论坛上就曾表示，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要发达国家来进行贸易，更多的靠内需来进行发展。对于中国来说，要大力开发私有部门及不断地去创新中国的企业和人才的创新精神。
他在复旦大学面对几百名听众时这样说，“我相信中国如果内需可以不断地增加，社会的压力也可以减少。必须要有更加开放的金融系统，这样中国才能在自己的价值链上更上一层。此外，还需要有非常强劲的财务政策，这样可使政府在各个层级能够运用自己的预算。”
时隔两年，他再次来到上海，面对今日中国，他再次表示，私营企业是中国增加就业的唯一来源。
私营部门在崛起
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城乡就业增长都来自于私营部门，而私营企业所赚取的资产也已大大超过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额度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2010年到2012年间，银行给私营企业的新增贷款比国有企业多出三分之二。
“在建筑、零售、批发、餐饮、矿业、制造业等门槛比较低的行业当中，私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有企业，”佐利克这样分析，“相比之下，在电力、天然气、石油开采、烟草、制造行业、金融、交通、基础电信、教育、健康、影视、广播、文化、体育等自然资源垄断、资本限制和政府监管的领域，国企地位则不可撼动。”
“十八大三中全会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特点，现在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刺激、拉动内需，提高生产力，推动城市化进步，创造更高的就业率，而且能够改善环境。为了完成这样的目标，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做好了国退民进的准备，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佐利克称。
佐利克认为，不断崛起的企业家文化使得中国在接下来的经济转型当中有很强的优势。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去关注“全要素生产链”概念，这一概念的衡量，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以外，还加入了其他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比如创新、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好运气等等。
在佐利克看来，中国的改革势在必行，两年前如此，今天更是如此。两年前他就指出，中国政府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包括土地、劳工、企业创新、教育、服务及消费，还有生活的一些标准，如住房、可持续性、金融管理方面都应该有很多的举措。他认为中国新一届的政府必须不断地改革。一方面是跟进过去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要在经济的建构上去做改革，我们必须要去支持这样的结构改革，并且更强化经济。
两年后的今天，他认为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中，除了改革，中国政府还需要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监管，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降低老百姓的负担，在教育方面，高等教育应该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推崇素质教育，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救市组合拳
在谈到中国股市时，佐利克称，中国政府成功救市，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但是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各方应当从中获得适当的经验以及教训，中国股市不能受到限制，必须进一步开放，债券市场也同样如此。”
他进一步鼓励更多机构性投资者包括养老金，还有保险以及外国投资者进入市场，通过多方投资者的交易建立起流动性更强的市场氛围，这将会为整体市场发展带来更好的条件。同时，他指出市场必须更加透明，必须进行信息交流，进行更好的清算，同时建立起更加审慎的市场制度。佐利克强调，考虑到目前中国股市的变化，如果过度进行压制或者限制的话可能会带来经济风险，使得中国资本市场下滑，但是从长期来讲，他依然看好中国资本市场。
对于国际集团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的阴谋论，佐利克认为，对于中国股市过去的变化，外国投资者仅占中国股市的1%至2%，所以很难想象外国投资者是如何影响中国股市的起起伏伏。
“中国人充满了智慧，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讲，他们是否希望通过这次的契机进一步去引导中国股市，并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激发影响力，如果实现这一点的话首先得允许外国投资者来买你的股票，不管是养老金还是其他的各种形式。”
他补充道，“这里存在的一个风险是，如果市场长期看好的话，比如说在2014年底的时候，那时候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都上涨了100%甚至更高，有的还实现了150%的增值。很多人开始去购买股票，这些人可能根本不应该进入股市，还有一些人做了融资融券的杠杆，对于股市来说肯定是有涨有跌的。很多卖股票的人出于恐慌，因为市场的整体流量可能是过于恐慌了，因此中国央行要介入其中。”
他回忆自己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时候，1987年10月美国股市也出现过大幅震荡，当时美联储也介入其中，他指出，其实在当时美国整个震荡的情况下，反而有更多的人去买入股票。“如果投资者多元化，他们会更趋于理性发展，我并不觉得有任何的阴谋论，投资者都希望股价能够上升100%、150%，也希望股价上升200%、300%，但是这样是难以持续下去的。”
强强需联手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佐利克强调，中美两国必须加强联系，更好地进行适应性调整，通过机制的改变加强双方的合作和商业发展的影响力。“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资本账户的改革，这会推进人民币自由化的进程，并帮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组织一揽子货币的组成部分。”
“美国向中国开放了不同的资本市场，亚投行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会通过一些特别的手段进一步支持亚投行的发展，加强双方间的联系，提高经济方面的治理能力，同时在抗击腐败、鼓励竞争以及开放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同时，他认为美国对于亚投行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应该进行改变。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于整个亚投行的态度是错误的？我觉得中国支持亚投行的建设是非常有利的，可以看到亚太地区需要基础设施来支持发展，美国政府对亚投行有所担忧，我也理解，他们可能担心亚投行治理的结构，在采购过程中的公正性以及环保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湄公河在整个地区的经济圈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出现环保问题，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他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方向从美国逐渐向中国偏移，因而美国政府的热心度开始下降，但是他认为美国政府反而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其中。
他以自己在世行的时候举例，当时很多中心在新加坡建立，他也一直提倡公司合作、政企合作，因为整个项目的投资都是从公共领域、私营企业共同来进行合作的，这点经验是非常有帮助的。
“世界银行、国际经济公司，其他所有的国际政府都投入了基金，连审慎的新加坡政府也进行了投入，在国际的合作当中，中国可以扮演这样的工作，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不应当只关注国内事务，应该更多地加入世界事务当中，而且中国的一些政策也可以让美国知道。”
“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当中，我们有很多双边的双赢的关系，现在中美之间跨境交易和跨境投资越来越活跃了。另外，我们接下来双边的国家应该了解共同点在哪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整个国际经济能够帮助中国进一步进行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会有一些难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强大也有助于整个国际体系进一步加强，都是互利的。”他最后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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