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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徐林：供给侧改革创新成十三五新动力

https://m.biud.com.cn 2015年11月17日07:47 家居装修知识网

“如果把制度性改革的红利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将有更好的机会。” 11月14日，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说。

他认为，“十三五”的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转化问题。而新的动力机制来自创新，一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创新，另一方面是科技创新。

供给侧改革已成政策高频词。此前的10月10日，中央财经办公室主任刘鹤到广东调研时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11月4日发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

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也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徐林认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含两大内容

徐林认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十三五”规划蓝图至关重要。

“十三五”规划建议核心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最核心的指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因而“十三五”必须保持一定的年均增长速度。

徐林称，十三五“经济增速高于6.5%，只是一个年均增长的底线”，最后经济增速是定6.6%，还是6.7%，还是7%，还在研究测算。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从2014年的14.2%，持续下降到2015年前三季度6.9%，而对于接下来5年能否保持每年6.5%以上的增速，目前仍存在分歧。

徐林认为，未来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新的动力机制之一，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创新。

刺激经济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传统的需求学派(需求侧管理)刺激经济的传统做法，也一度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框架。不过近年来，这些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政策运作空间日趋缩小，收效作用有限。

而“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分析人士认为，它将成为“十三五”重要的稳增长新机制。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宣讲团成员楼继伟近期在地方宣讲时也指出，预计“十三五”前半期经济增长仍将经历震荡筑底的过程，随着深化改革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新的增长点逐步成为主导动力后，经济增速将实现提升。

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的核心，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方面，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红利。

没有好的产权制度，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不能形成激励的机制。不对产权进行保护就不容易形成激励企业家的精神，没有法制化环境，企业家就难以形成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另一方面是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方面，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管得过多，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

改善供给可激发消费潜力

徐林认为，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可激发广大的消费需求。

他举例，在文化娱乐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文化娱乐消费占全部消费是20%比重，中国这方面支出城乡比例分别只有8%、4%左右。

“如果这方面进行改革，中国年可以增加4万亿元的需求，加上连带的消费，对GDP可贡献1个百分点以上或更多。”他表示，所以要解决过严管制的问题，把制度性改革红利释放出来。

上述说法很有道理。

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394亿元，比上年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服务业消费，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事实是，中国每年仍有大量的消费潜力未发挥出来。比如2.7亿多农民工，买房比例仅仅1%(统计局数据)，大量的农民没有享受到养老、教育、住房保障等服务。

国内知名消费专家赵萍认为，导致如此的原因是，农民工居住在城市时间长是城市常住人口，但是户籍不在城里，他不会把城市当作一个工作的地方，而非消费的地方。

“如果他跟城里人一样获得相关的社会保障，也有城里的户口，限购政策也不会限制他，那他就会在城里买房买车。”她说。

另外，2014年中国出境游客超过1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6.37, 0.0000, 0.00%)。这部分消费原本也可以留在国内。

赵萍认为，这方面要加快流通渠道和进口关税方面的制度调整，使得进口商品的零售价格与国外价格差距不大，居民才会更愿意在国内购买。

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认为，要实现通过供给改善创造新的需求，需加大对科技企业的减税力度，引导研发投入增加。

不过，需求端措施或仍然并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则认为，美国过去靠创新，每年也就支撑2%-3%的经济增长，中国要实现未来5年每年6.5%以上的增速，光靠创新是不够的，仍需要传统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