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息影响事实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从它考虑加息开始，对全球经济的趋势性影响就已经开始了。”近日，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中国房地产金融》专访时表示。
美联储加息对全球各个经济体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影响可能会聚焦在资本持续流出压力方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前瞻性和综合性相协调的政策安排来应对这一发展趋势。”连平表示。
美联储何时加息？影响因素首先是美国国内就业、物价和经济增长状况等，以及全球市场的变化。美国不会全然不顾世界经济走向而一意孤行。加息的棋子真正落下来，就表明美国经济总体运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朗。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进一步走上加息通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其影响来看，事实上从2014年初，对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产生了影响。
美国加息对中国的影响
“加息对中国的影响，简言之，就是对出口贸易有利有弊，对债务影响总体可控，对资本流出带来持续压力。”连平表示。
加息后美元会进一步走强，对中国的出口有利有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确实较大。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中国的美元债务会受到影响。“但由于中国国际债务总量比较有限，所以我认为影响总体是可控的。相关的微观经济主体还可以进行自我调节。”连平告诉《中国房地产金融》,鉴于中国的实际状况，美联储一旦加息，如果未来的趋势比较明朗，会对中国资本流出产生持续的压力。
第一个原因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事实上是一个资本持续流入后积累很大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将近四万亿美元，外汇占款接近30万亿人民币，这都是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的真实写照。当资本大规模流入，有了很高水平的积累后，接下来要担心的就是，可能由于某些因素导致的资本迅速、大规模地流出。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趋势性降低、风险逐步增大，2012年以来资本流出我国的步伐已明显加快。我国外汇储备冲高后开始回落，外汇占款减少，就是有力的佐证。2014年以来美联储加息则给我国资本流出带来了新的推动力。未来如果美国利率走上上行通道，这种压力还会持续增大。
第二是中国境内的资产价格偏高并有可能进一步走高。比起全球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产价格已经不低并在持续走高。虽然目前股市泡沫谈不上很大，然而在流动性非常宽松、利率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股市有再次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动产和权益类两大类资产价格很高会导致境内外投资者产生获利了结的动机。而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走强意味着美元资产价值的提升，这必然会推动资本流出过程。
第三是中国已经迈开了作为资本输出大国的步伐。当下很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有要在全球来合理配置资产的需求，资本输出总量遂越来越大，未来输出会超过输入。这是一个重大转折，表明在境内要素成本上升和资产泡沫增大的情况下，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资本输出需求。此时美国进入加息过程，毫无疑问会推动资本加快流出中国。
第四是当下货币政策走向与美联储恰好相反。我国04年以来货币政策向松方向调整，六次降息，五次降准。货币政策效应具有二个季度以上的滞后性，2015年下半年以来政策调整效果会更多地在明年显现出来。2016年市场利率水平将进一步明显下降。这样一来境内外利差收窄会非常明显。如果未来美国加息我国再降息，利差必然会进一步收窄，将带来中国资本流出的压力。
第五是人民币贬值预期。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有贬值预期难以消弭。在经济明显放缓和国际收支顺差格局改变的背景下，市场上总是担心人民币未来还是会有趋势性贬值。这会动摇人们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给人民币资产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增强资本流出的动机。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资本金融帐户开放步伐加快。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主要是放开境外的资本流入，之后也逐步放开资本的流出。当下开放实质是要放松资本流出限制。毫无疑问，放松资本流出限制，开放资本和金融账户是我国经济外向发展的必然趋势，放松管制必然会使资本流出更加便利。
上述因素汇集在一起容易产生共振和叠加效应，导致经济体内持续酝酿、滋长、衍生和强化资本流出的动力。而此时美国一旦开启加息通道，2016年以后的两三年很可能是我国资本流出压力较大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对于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应该看到它的风险所在，但不必过于担忧。未来一个时期，资本流出压力整体上还是可控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较好。虽然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总体上来说，十三五期间GDP在6.5%至7.5%区间运行的可能性较大。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还是有能力的。中国的财政状况也比较好，所以中国的金融体系运行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我国外债的规模较小，外债水平总体控制得较好。
如何做到资本流出整体可控
风险可控的考量，是对整个经济体有的放矢地、合理有效地综合性调控和管理。首先是保持经济平稳的增长，而经济平稳增长主要依靠两大政策：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今年财政赤字比去年扩张了一些，在上半年没有得到很好地推行和落实。明年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扩大。目前经济运行的状态要求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尤其是结构调节方面应更好地体现效果。
投资政策需要更加前瞻和有力。2013年后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有两方面重要原因：房地产投资持续大幅回落和基建投资欲振乏力。基建投资跟不上首先是没有前瞻性规划滞后。未来在规划上要有充分的前瞻性，同时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连平认为，货币政策向偏松方向调整要注意把握好度。未来若资本流出的压力比较大，可以继续降准来对冲流动性增长速度的下降。目前市场利率水平已经降到本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从降低实际利率的角度看，利率仍有下降空间。
“我们应注意，中国经济体基本格局与过去大相径庭，过去没有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后顾之忧，因为在中国境内没有多少外来资本，而当下则绝然不同。未来我国利率水平跟美国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利差仍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助于维持资本流动运行平稳，不给资本流出带来更大的压力。”连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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