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29日，《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的一组数据令人惊异。2015年末，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数减少了14.77万人，同比下降 1.5%，其在全市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下降了0.5个百分点，降至40.6%。这是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外来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人口减少对于上海究竟意 味着什么?是交通不再拥堵?是房价回归理性?任何丰满的设想都可以遭到现实一击。在更多学者的理解中，人口变动的负面信号可能会让上海危大于机。
哪些人走了?为什么走?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市长杨雄3月6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常住人口降低源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了一部分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迁移。
“2012 年上海进行了一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我们发现，上海从事制造业的外来人口只有6.9%最后转行到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业，其他人始终从事制造 业;而且这6.9%还是多年来的转移存量，不是说今年制造业裁员6.9%，这6.9%的原产业工人马上就能转移到其他行业去。所以在当年没有足够岗位吸纳 这些人口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上海。” 陈沁这样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也表示，上海出现这样的负增长与近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造成一部分人口外迁密不可分。
不 过，相比北京、深圳的困难重重，上海控制人口的效果仍然有些出人意表，并不是单纯产业转移可以全盘解释。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统计局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 刊》记者，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周边城市群的截流效应，“北京周边是‘环首都贫困带’，深圳地理位置相对超然，上海周边则环绕着长三角最富庶的城市群，南 京、杭州、苏州、宁波这些二线城市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使上海失去绝对的中心地位，也从一定程度上截流了涌入上海的外来人口数。”
人口变动的负面信号
人 口减少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按照上海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普查给出的从业人员比例，常住2415万人中，正在工作的人口有1341万人，约占总 人口的55.5%。其中，本地户籍的从业人员有635万人，外来户籍的从业人员有706万人。也就是说，本地户籍人口有44%在工作，而外地户籍人口有 72%在工作。
“人口自然变动持续负增长，人口迁移又受严格控制，使人口增长呈‘封闭’特征的人口动态，这将不可避免导致上海未来劳动力不足，人口高龄化迅速发展，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城市发展活力渐趋弱化。”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表达了他的担忧。
实 际上，在一线城市中，上海人口变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负面信号也和自身活力欠缺的特征难以割裂。“上海是国企、外企的乐园，小微企业、创业型企业远远少于北 京、深圳，而且上海的房价高是刚性的，相比之下，深圳有4.2亿平米违法建筑为缓冲，所以上海人口吸引力下降。”刘晓博如是分析。
不 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状态，如果再缺少了移民，上海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和日益老化的现象，而青年人口的大量减少除了造成劳动力资 源萎缩外，还将加剧这座城市的活力不足和创新能力下降。有模型测算，2020年后，上海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30%以上，老龄化将成为制约上海未来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解放网报道，收缩和扩 张是人体最基本的运动，就像脉搏跳动。对城市而言也是如此。因此，它的演进、变化注定不总是被扩张、增长所主宰。可或许太习惯于身处一个“增长时代”，当 人们听闻2015年年末，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外来常住人口负增长，多少有点意外。类似“上海人口的拐点来了吗”这样的讨论，很受关注。
虽然当下谈论城市的收缩为时尚早，但收缩也可以促发城市内部发展的再平衡，那些关于“收缩城市”的讨论与研究，既能让我们未雨绸缪，也可以带给我们经验和启示。
案例
那些收缩城市的死与生
东京
东京中心的四个区大小与曼哈顿差不多，但这四个区中只有52万人，而曼哈顿则有149万人。
现在日本大城市中的居民已经能够负担得起在城市中居住。2000年，从东京中心区向外辐射20公里的范围内，有54%的共管地得到开发;大阪地区则是62%。而在1991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30%和32%。
日本大都市区的收缩更多是片断式的，在广阔的大都市的郊区，收缩已不可避免。交通不便的郊区总体都在萎缩。从社区类型角度来说，新城和拥有大量公有地产的社区也都萎缩了。[page]
东 京的新城——多摩新城，在东京市中心以西30公里，占地2980公顷。居民人口18万，与规划时的30万人口相比，人口衰减相当可观。1995年至 2000年间，多摩的核心地区人口流失了1.5%。这些社区通常都是过时的住宅区。独立住宅和集合住宅，尤其是早期建造的那些，都十分单调。单一的小核心 家庭的人口正在老去。现在问题还不是太严重，但将来在大都市区的郊区，废弃的土地和住宅会更为常见。另外，与英国不同，大多数日本的卫星城镇都是没有足够 就业机会的“住宅城镇”。
距离东京市中心50到100公里的“超级郊区”也在收缩。在城市移民的全盛时期和泡沫经济时代，这个区域差点成为大东京的一部分。但今天这样的地区已失去了和东京的联系，正在经历艰难的重新定位。
底特律
“二战”时的底特律呈现出早期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城市景观。它体现了人类劳动力与技术的结合。
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曾经云集在这个汽车城，对工业现场惊奇赞叹。这些20世纪早期的消费者，涌入自动车间的观察区，痴迷地看着每小时大量的汽车从生产线上运送出来。底特律工厂和大量工人的忙碌景象展现出现代化的图景。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蓝领工作岗位开始消失。底特律将制造业缓慢地向广阔的郊区、小镇和阳光地带转移。然后，又逐渐向加拿大、墨西哥和海外更遥远的地方转移。今天，底特律城内只剩下一条完整的汽车组装线。
1948 年，迫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压力，底特律三巨头(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签订合同，确立给员工高福利和高工资增长的激励模式。三巨头曾幻想， 为UAW会员提供的优厚薪资与福利待遇，能为汽车工业的新进入者设置壁垒，而巨额利润可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和汽车行业竞争 加剧，这种妥协的模式难以为继。过高的劳动成本几乎压垮了底特律汽车产业的前景，汽车工会也就被认为是拖垮美国汽车工业的“活癌症”。
1947 至1963年，构成美国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如纺织、电器、汽车和军备，开始引入自动生产线，并将车间搬迁至乡镇，这繁荣了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经济不发达地 区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经济重组伴随着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联邦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军事扩张也促进了乡镇地区的工业增长。与此同时，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 业城市底特律，很多城市居民，尤其是黑人，无法再找到工作。截至1980年，几乎一半的底特律成年男子已经很难再度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此时，围绕着汽车制造的资本已发生了空间大转移，依托城市地理的福利制度却在底特律扎根。大量白人从城市离开时，黑人、墨西哥裔、古巴裔等群体却在这里发现了机遇。因为汽车工人的子女们刚刚开始从工会与民权运动中收获实际利益。
公 共部门与福利的扩张，与另一股潮流背道而驰：人口收缩。上世纪50年代，底特律巅峰时期的人口达到过185万，今天只有70万。而汽车工业下行与人口衰 减，意味着城市税基的缩减。与那些长期依赖联邦财政的城市不同的是，底特律曾经历过20世纪初的长期繁荣和城市财政独立，从未努力与联邦财政建立过关系。 联邦城市开支在20世纪80年代极度缩减，而底特律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传统的政治影响力来抵抗这一趋势。工人退休与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到来后，底特律不得不背 负上养老金与医疗保险的沉重历史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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