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1925年的“国际装饰与工业艺术博览会”催生了“arteco”这个字眼，但是早在这之前十年，卡地亚、香奈尔和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就开辟了装饰艺术的先声，受到东方图案和新工业影响的这一风潮是对再次奢华起来的巴黎人的主动回应，设计师尝试用更为简洁的形式构造家具、珠宝、绘画、图案、书籍装帧、玻璃陶瓷……它们不仅追求豪华，有时也开发有华丽感的新材料和技艺，批评家希利埃认定它是一种明确的现代风格。
中国也同样参加了那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博览会，可当时的中国是如此衰弱，以致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们自己——都不了解中国驻巴黎的赵姓领事到底带什么去了大皇宫博物馆。可是，是这次博览会让装饰艺术形成世界性的风潮，很快就在美国、英国混合出丰富的变种，塑料、钢筋混凝土、工业玻璃之类新材料逐渐取代了昂贵的硬木、宝石材料，手工制作也让位于批量生产，让它成为两次大战之间占统治地位的设计潮流，刁钻的法国人开始以略带贬义的“摩登”?Moderne?一词描述这一现代工艺和巴黎潮流结合的现象。也是在这前后，装饰艺术通过源源不断的淘金者、留学生进入了上海，在建筑、家具和葡萄酒包装上引领时尚，成为后来融合了中国传统元素的“上海装饰”的滥觞。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对准20年代末的一间卧房，满是V形纹样的梳妆台面上是小小的口红、指甲油盒、金属味的座灯，镶嵌在正中的长方镜子里有一张刚刚画好眉毛的脸，如果用当时上海新潮的小说家刘呐鸥描写的话，就是“小的樱桃儿一绽裂，微笑便从碧湖里射出来”；再远一点，可以看到收紧的旗袍勾勒出她的人体轮廓，尤其是改良的低领露出她白生生的脖颈，一具中央镶嵌着云石的麻将台上有一个描花瓷洗手皿，扶手椅的靠背则可以随季节翻转，夏天是木面，冬天则可以转到温暖的天鹅绒面，暗色老式靠椅的腿不规则弯曲，柚木床有着尖锐的弯曲栏杆和顶柱饰；再把镜头拉开一些，显示出这个公寓楼的全景，这座混凝土建筑有着密集的竖向线条和顶部层层的收分，中间楼梯的窗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拉力克雕花玻璃装饰。接着声音传来了，在拥挤的市民的匆匆身影中，或许左翼作家、娱乐明星和年轻的蓝眼淘金者都在为各自的目的奔忙。
那时候法国人已经冲破古典主义的繁复教条，而上海人也在摆脱中国的严正面孔。当然，这一切都无法和租界脱离关系。现代设计只能在现代都市诞生，而清华大学的建筑学者周榕曾经论证了租界是中国现代都市的起源。无论如何，正如租界的声光电刺激那些年轻的上海新派作家的“现代派”创作，同样刺激了对于精致设计的需求。不论在张爱玲笔下还是在钱钟书的《围城》中，那时候的新派文人喜欢红木家具——他们心仪的多半不是硬朗严谨的明式家具，而是上海的摩登形式。
与方正拘谨的中国古典家具相比，法式装饰艺术家具不仅更舒适，也是一时的时尚。现在在北京经营老家具的欧阳晓妮说其实当时在天津、武汉、香港等租界都有一定数量的人用西洋家具，而上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为最大装饰艺术之都，法租界又是最繁茂的区域。“除了直接进口，多数人是委托紫莱街上的红木家具店仿制法国装饰风格。不过，在中式家具影响下装饰艺术也发生了变化，西洋家具制造商极力与中国文化同化，传统的吉祥纹样、材料以及工艺和法国造型、几何线条融合成中西合璧的风格。”传统的中国家庭没有衣架，没有镜面梳妆台，也没有那样高开叉的旗袍。这时候的旗袍不仅摆开长叉，还在西方时尚影响下变得更为紧身，上面还“嫁接”了西式缝纫法，比如，在胸部和腰部打褶和两边开衩，改良的低领旗袍露出颈部，女性形体的曲线得以凸显。
金字塔状的台阶式构图、放射状线条这些典型造型语言和中国式的变通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上海装饰”。但是这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吗？肯定的说法简直和租界的地位一样暧昧，似乎只是欧洲人怀旧的一个念头。从建筑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各个方面，上海装饰并没有形成特别强烈的特征，我们也很难说到底进口和改造了多少，最重要的是，那些建筑、家具、旗袍的设计者是无名的，更不用说形成路易威登那样的百年品牌。即使有创造的火花，进口和仿制还是占据了主体地位。那个时代的上海同时容纳装饰主义、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早期现代派、折中主义，“万国建筑博览”的混杂才是上海风格。
今天，装饰风格又重新回到上海。金茂大厦如同中国密檐塔的外观，“新天地”、外滩三号的内部都有装饰主义的烙印，而在不远处也许就是仿冒路易·威登手袋、盗版影碟的地摊。复制、翻新和重塑，上海又开始了新一轮混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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