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前在中国已成为全民共识：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要出大问题。然而不必讳言，对这个严重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其实也是见仁见智。本文或仁或智，或“偏颇”或“中庸”，期待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
何谓承载力与支撑力
1.社会科学领域的承载力和支撑力是相似概念，还是不同范畴？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以进行更深化探讨。因此，“不拘一格”可能是应当遵循的准则之一。例如，从环保角度理解，承载力即环境容量答应我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资源来看，支撑力即现有的资源能否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建立相关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并非易事。资源有形、有储量、有消耗量，也包括贸易和交换；而环境容量是动态的，国际上对一个地方环境的容量，尚没有确定的评价测量方法。我国环保部门有关承载力研究的成果转换尚不如人意，依然是简朴通过行政下达排放指标，其核查困难较大。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国家环境安全报告》，认为中国水环境承载污染物的能力是800万吨，二氧化硫环境容量是1200万吨，但这仅仅是估算。所谓环境到底有多大容量，目前简朴的方法是，只要环境质量达标就没有超载；如果环境质量不达标，就要不断削减排放污染物的量。我国一些地方也做过环境承载力调研，结论通常是如果出现环境超载，就应淘汰污染重的落后产业；如果承载力饱和，则“减排”不必太多；如果承载力出超，则可以连续发展相关产业。需要指出，即使在环境承载力掌控方面上述方法仍在施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较为科学、可优化控制和操作的指标体系。
2.讨论环境承载力的关键应是如何提高环境质量。我国采用的环境监测指标,有的在国际上已经不再采用,而发达国家已经采用的有些指标,我国暂时还没有确定能否采用。上述1200万吨二氧化硫环境容量指标或许有些过时,客观地讲,我国在中心层面还没有完全解决环境质量的区域控制问题。一方面，尽管早在10年前各地就在测算其环境容量，但国家相关部门去验收，由于指标、方法等差异而“博弈严重”。另一方面，尽管各地已普遍建立环保监测指标和点位，但在畸形异化的“政绩观”影响下，不可否认存在着调整环保监测指标和点位“随意性”问题。即使中心政府坚持强调“问责”的严重性，然而要脚踏实地完全公开相关环境监测数据，仍旧存在“制度风险”。从这个意义上看，类似为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停办大量企业来保证环境质量的方法，因代价太高而不可持续。所以从根本上讲，还是应当依赖市场经济的力量，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类似工程”早谋划、早准备、早施行。因此需要计算经济成本，需要想象相关制度。符合国情的市场经济条件和民主法制环境，是解决我国环境质量状况极不平衡的根本前提；市场条件和法制环境也是承载力，尽管这种理解已经跨越了“学科界限”。
3.关注矿产资源应更多考量支撑力。一方面，世界矿产资源能支撑“中国发展速度”多长工夫？中国煤炭消耗量、水泥消耗量现居世界第一，进口石油、二氧化碳排放之类已居世界第二。所谓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应对世界气候变暖，对中国而言，肯定意义上就是要考虑世界矿产资源对“持续高速发展”的支撑力问题。当然，地球具有自身调节能力，当温度降低，云量就会增加，会把太阳光反射出去；而且，在世界地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气候变暖，那时并无人为因素。所以，应当辩证思考气候变暖与“人定胜天”，科学界定“世界末日”之类伪命题。另一方面，中国矿产资源支撑力如何？当前应当特别关注支撑国内发展的资源的潜在支撑力，而不必太多注意现有的支撑力。要理性研判矿产资源的采出比例，少采多探、提升支撑能力，而不是提高支撑水平。因为支撑水平没有必要、或者说当前没有必要再提高，当前要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国际资源。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国际资源应当提升为国策。不加详细分析的“减少资源依存度”，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将造成误区。应当准确理解和开发“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国外资源绝不应仅是国内市场的“拾遗补缺”。
4.考量土地资源应更多关注承载力。一是农用土地承载力即粮食承载力。由于我国基本耕地得到保证，已经建立了粮食承载力的战略基础。二是建设用地承载力。建设用地承载力理论上无限，实际上在一个区域内有限，即一个区域内的建设用地不能高于肯定比例，一般情况下是指被水泥覆盖的地面不能超过15%-20%。研究发现，全世界城市范围内低于上述比例的地区都在发达国家，反之都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各省情况不同，一部分省建设用地已接近极限，如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都超过了15%；因局部城市建设过密，全国660个城市中三分之一的建设用地已经达到或超过极限。而在国外，例如德国斯图加特地区最多是2%，英国是6%，苏格兰是15%，整个欧洲不到15%。尽管目前上述比例只是概率数，但就中国而言其实际意义是对后工业化、后城镇化时期的预判。例如，现在做“主体功能区”规划时采用了“开发强度”指标，主要表达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程度，并未表示总体综合（如农业、矿业、旅行等）开发程度。而建设用地比例指标较综合反映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反映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间接带来的环境生态问题：建设用地比例越大，环境生态压力越大。因此，建议“十二五”规划中采用这个比例指标。
5.应从全球产业分工视角关注投资与资源承载力的关系。在全球化状态下，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并非简朴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在消费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为全球消费，因此要详细分析所谓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与此密切相关的“高投资”乃至工业化发展水平，同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非洲国家，以及同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平均水平相比均更多具有差异性而少有同质性。就此而言，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全球性质的广义概念。不仅要考虑土地、矿产、能源的承载力，还应考虑人力资源的承载力，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最终都离不开人力资本。关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存在着不同观点，但大致的判断是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人口发展的拐点即将来临。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善用国家资本和民间投资于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条件之一。应在这个前提下，科学研判与统筹利用自然资源乃至社会资源的承载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实践表明，作为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在肯定程度上具有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承载力和支撑力。因此也可以认为，承载力是国土，支撑力包括劳动力、创新力和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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